中国政府 加拿大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领事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为发展两国的领事关系，以利于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决定缔结本协定，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定义
　　就本协定而言，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领馆”指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设定的区域；
　　（三）“领事官员”指派任此职承办领事职务之任何人员，包括领馆馆长在内；
　　（四）“派遣国国民”指具有派遣国国籍的自然人，适用时，也指派遣国的法人；
　　（五）“法律”：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是指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方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条例和附属法规。
　　对加拿大而言，是指所有联邦、省的法律规章和市政法规。

　　第二条　一般领事职务
　　领事官员有权执行下列职务：
　　（一）确保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利和利益；
　　（二）增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关系，并在其他方面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三）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并向派遣国政府报告；
　　（四）执行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法律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领事职务。

　　第三条　接受有关国籍的申请和民事登记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
　　（二）登记派遣国国民；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的义务。

　　第四条　颁发护照和签证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向派遣国国民颁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以及加注和吊销上述护照或证件；
　　（二）向前往或途经派遣国的人员颁发签证，以及加签或吊销上述签证。
　　二、如接受国主管当局获得派遣国主管当局所发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除纯粹为了临时目的而保留者外，应退还给派遣国主管当局。

　　第五条　公证和认证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各种文书；
　　（二）应派遣国国民的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境外使用的各种文书；
　　（三）把文书译成派遣国或接受国的官方文字，并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认证派遣国有关当局或接受国有关当局所颁发的文书上的签字和印章；
　　（五）执行派遣国授权并不违反接受国法律的其他公证职务。
　　二、领事官员出具、证明或认证的文书如在接受国使用，只要它们符合接受国法律，应与接受国主管当局出具、证明或认证的文书具有同等效力。
　　三、在与接受国法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领事官员应有权接受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证件和文书。

　　第六条　协助派遣国国民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自由地在领区内同派遣国国民联系和会见。接受国不应限制派遣国国民同领馆联系及进入领馆；
　　（二）了解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的居留和工作情况，并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
　　（三）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查寻派遣国国民的下落，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可能提供有关情况。接受国应尽一切可能为领事官员和派遣国国民之间直接联系提供便利；
　　（四）按照接受国法律，接受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二、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当地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及时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领事官员可根据接受国法律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前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理人，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理人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利和利益时为止。

　　第七条　监护和托管
　　一、领区内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需要指定监护人或托管人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通知领馆。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必要时，可为他们推荐监护人或托管人，并监督他们的监护或托管活动。

　　第八条　拘留、逮捕通知和探视
　　一、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接受国主管当局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不迟延地自拘留、逮捕或被剥夺自由之日起通知领馆。如果由于通讯困难无法不迟延地通知派遣国领馆，接受国主管当局也应尽快通知，并应通知领馆该国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原因。
　　二、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用派遣国或接受国语言与其交谈或联系，并有权为其安排译员和法律协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安排领事官员探视上述国民。探视应尽快进行，最迟于主管当局通知领馆该国民受到任何形式拘禁之日起的两日后，不应拒绝探视。探视可按重复方式进行。经领事官员请求，两次探视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一个月。
　　三、对于适用本条规定的国民，领事官员有权向其提供装有食品、衣服、医药用品、读物和书写文具的包裹。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将本条第一、二、三款的规定通知上述派遣国国民。
　　五、遇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受审判或其他法律诉讼，有关当局将向领馆提供对该国民提出指控的情况，并应允许领事官员旁听审判或其他法律诉讼。
　　六、遇有派遣国国民受审判或其他法律诉讼，当需要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将为其安排适当的翻译。
　　七、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职务时，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但接受国法律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九条　死亡通知
　　接受国主管当局获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死亡时，应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馆的请求提供死亡证书或其他证明死亡原因及其情况的文件副本。

　　第十条　关于遗产的职务
　　一、接受国有关地方当局获悉由于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死亡而遗留财产，且死者在接受国无已知的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时，应尽速通知派遣国领馆。
　　二、接受国有关地方当局获悉无论属何国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遗有财产，根据死者的遗嘱或接受国的法律，居住在接受国外的派遣国国民对遗产可能享有利益时，应尽速通知派遣国领馆。
　　三、领事官员有权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或保存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内遗留的财产。为此，领事官员可以为保护非接受国永久居民的派遣国国民的利益与接受国主管当局联系，除非该国民另有代表。领馆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准许领事官员在清点和封存时到场，并一般地关注此事的进行。
　　四、领事官员有权维护对某一死者在接受国遗留的财产享有或声称享有权利的派遣国国民的利益，不论死者属何国国籍，但以该国民不在接受国或在接受国无代理人为限。
　　五、领事官员有权接受非接受国永久居民的派遣国国民因他人死亡有权获得的在接受国内的任何现款或其他财产，以便转交给该国民，包括遗产份额、按雇员赔偿法支付的款项、养老金和一般的社会福利金以及保险收益，除非法院、执行分配的机构或人员明示确实可通过其他方式转交。法院、执行分配的机构或人员可要求领事官员遵守就下列各项规定的条件：
　　（一）出示该国民的委托书或其他授权书；
　　（二）提供该国民收到此现款或其他财产的合理证明；
　　（三）如领事官员不能提供上述证明，则退回此现款或其他财产。
　　六、领事官员行使本条第三至第五款规定的权利时，须遵守接受国的法律。本条的任何规定不授权领事官员起律师的作用。

　　第十一条　转送司法文书
　　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转送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如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另有协议，则按协议办理。

　　第十二条　关于旅行方便
　　一、缔约双方同意给予自称同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国籍的人在两国间旅行以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双重国籍。上述人员的出境手续和证件按照其通常居住国的法律办理。入境手续和证件应按照前往国的法律办理。
　　二、如果司法和行政程序妨碍派遣国国民在其签证和证件有效期内离开接受国，该国民不应失去派遣国领事的会见和保护权。应准许该国民离开接受国，除接受国法律规定的出境证件外，无需取得接受国其他证件。
　　三、凡持有派遣国有效旅行证件进入接受国的派遣国国民，于签证或合法免签证入境赋予其该身份的有效期限内，将被接受国有关当局视为派遣国国民，以保证其得到派遣国领事的会见和保护。

　　第十三条　同接受国当局联系
　　领事官员在执行职务时，可与其领区内的地方主管当局联系，必要时也可与接受国的中央主管当局联系，但以接受国的法律和惯例允许为限。

　　第十四条　本协定同其他国际协议的关系
　　本协定依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订于维也纳的《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缔结，本协定未明确规定的事项，按该公约处理。

　　第十五条　领土适用
　　本协定也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十六条　磋商
　　缔约双方同意不定期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领事事务进行磋商。

　　第十七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协定应自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的手续之日起第三十一天生效。
　　二、本协定经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可以终止。协定的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下列签署人秉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渥太华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加拿大政府代表
　　　　　　　钱其琛　　　　　　　　　　　劳埃德·阿克斯沃西
　　　　　　（签　字）　　　　　　　　　　　　（签　字）
民事调解制度的立法构想

王伟杰 黑龙江省孙吴县法院

论文提要：民事调解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民事纠纷化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被被誉为“维护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现行的调解体制是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弊端。笔者试途通过对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分析，提出调解制度立法的构想。全文共3250字。
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和最高院分别出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在制度上对民事调解给予充分的肯定。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大量适用简易审理案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然而，对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却只见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立法对适用调解的受案范围、程序等未作界定，与其他结案方式比较，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太过宽范。
一、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历史
所谓民事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地位。
调解在中国有着优久的历史，早在西周在铜器铭文中就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调解成为司诉的原则，两宋时期，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加，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是臻完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大力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西方法制体系，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中国实行开来。建国初期，审判方式一直沿用抗战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审判与调解紧密结合，直到1979年我国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我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明确了调解的原则为“自愿和合法”，适用范围包括一、二审、再审，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审判实践，纠正了调解与判决贩关系。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量简易审理的案件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如黑龙江省孙吴县人民法院2003年收案996件，审结983件，其中调解结案413件，占结案数的42%，2004年收案871件，结案856件，其中调解结案436件，占结案数的50.93%，而两个基层法庭所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七成为调解结案，由此可见，民事调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解决纠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现行民事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享有“东方经验”之美誉的法院调解制度，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本质上是一种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私法纠纷领域的廷伸，是一种当事人主义。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存在如下缺陷：
一是随意启动调解程序。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含概了程序合法、实体合法。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这意味着调解没有独立的程序。法官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有悖于当事人主义的调解原则，使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二是调解无具体期限，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所采取的是调审合一的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法官可以随时主动地决定进入调解程序。较之判决，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对的时间内提高办案数量、回避法律适用，减少上诉案件，法官的风险最大化地降低，这无疑促使法官更多地适用调解。也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限制了上一级法院的司法监督功能。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一经生效，即表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解决，产生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效果，除个别特殊案件(如调解和好的离婚、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诉、上诉，因而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调解协议或送达回证上的签字属于自愿，当事人尽管可能无奈，但也只好忍气吞声。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愿”，除严重违反程序外，使当事人无法提出充分证据，从而导致再审的机会几乎为零。
三是对违法调解缺乏制约。法官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但在多数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诉至法院，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这类案件的调解，往往是事后才发现调解目的恶意并损害了第三人利益，我国法律对这种调解行为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三、民事调解制度立法的构想
鉴于此，建立完善的调解制度立法十分必要。
首先，制定调解程序法，明确调解的受案范围、调解的启动、期限。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的案件当事人不请求调解的，人民法院也应进行调解，对下列案件应考虑排除在法院调解之外：(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为无效应当给予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四)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案件。针对调解的启动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上的选择权，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一旦当事人不愿以此种方式解决纠纷，即转入审判程序。调解的期限以20为宜，在同一个案件中，只规定一个调解阶段。程序是法庭在经过庭审、认定案件事实后，审判人员应告知当事人，转入调解阶段，并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如双方一致同意，则告知其调解期限；如一方同意，一方不同意，得按调解期限，试行调解；如双方均不同意，则应转入下一个程序，移交审判庭及时判决。
其次，制定调解实体法，明确法官职能。承办案件法官在判决前对当事人的接触，存在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的问题，因此，应借鉴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如英美民事诉讼程序中，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法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同时，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法院调解无效确认之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协议的履行对被欺诈、胁迫方明显不公；(二)调解程序违法或法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调解内容实体不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四)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原则或禁止性规定的。
最后，取消反悔权，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协议生效以调解书送达为生效条件。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协议，该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在审判实践中，反悔是调解中经常出现的，反悔权的行使动摇了法院调解的权威性。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视为调解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
注释：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许小澜 庄敬重：参见《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其改革》第二章。
3、《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