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5月19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
第三章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第四章 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第一节 监督的内容和范围
第二节 监督的形式和程序
第三节 违法责任和处理
第五章 人事任免和代表选举
第六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召集
第七章 视察、检查和调查研究
第八章 联系代表和受理来信来访
第九章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第十章 专门委员会
第十一章 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下称《地方组织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中心任务，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职责。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对省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保持和发展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人民群众的联系并接受其监督。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决定问题。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召开、议案的提出和审议、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以及质询、发言、表决，依照《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下称《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进行。

第二章 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批准有制定地方性法规职权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批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议案。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依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初步审议并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专门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将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决定暂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交有关单位修改后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三）对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草拟法规草案的部门负责人，应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对该法规草案作出说明，并派专人参加会议听取意见；
（四）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可以在本次会议付诸表决，也可以根据审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进一步修改，待以后的会议再行审议表决。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需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应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批准地方性法规依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时，应当附上制定该项法规的说明及其他有关材料，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二）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办公厅送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关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该项法规审议结果的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
（三）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地方性法规的时候，报请批准该法规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任或者副主任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四）常务委员会根据专门委员会审议结果的报告，如果确认该法规同宪法、法律、法规（含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下同）相抵触，可以作出不批准的决定，由报请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修改后，依照程序重新报请批准；
（五）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报请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施行，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的表决程序依照《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十一条 对常务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补充、修改和废止，适用制定和批准地方性法规的程序。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程序，适用本条例第九条规定。

第三章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省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
（一）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本省遵守和执行的重大措施；
（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有关事项；
（三）维护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维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事项；
（四）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人口、体育、民政、民族、侨务等方面的重大事项；
（六）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全省性体制改革的方案和重大决策；
（七）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对外开放的整体规划和重大决策；
（八）国家机关廉政建设方面的重大事项；
（九）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提请，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中所必须作的部分变更方案；
（十）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提请，审查和批准预算在执行中所必须作的部分变更方案；
（十一）省人民检察院提请的检察委员会在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上，检察长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的事项；
（十二）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请的对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拘留、逮捕或者刑事审判的事项；
（十三）省人民代表大会交付审议、决定的事项；
（十四）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请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十五）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需要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讨论省人民政府提请的下列事项：
（一）省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的方案；
（二）设区的市的设置和区域划分的方案；
（三）重大事故和灾害的处理情况；
（四）与外国建立省级友好关系的方案；
（五）其他事项。
第十五条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议案，依照《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四章 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行使监督权。第一节 监督的内容和范围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常务委员会对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实行法律监督。
第十八条 法律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行政规章、行政措施、决定、命令；
（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办法以及判决、裁定和决定；
（三）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执法工作中的其他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行为；
（四）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决议、决定；
（五）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违法的选举、罢免、任免和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行为。
第十九条 工作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方案的执行情况；
（三）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关系全局的、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定和措施；
（四）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公职的情况；
（五）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第二十条 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违反廉政规定的腐败行为；
（三）严重官僚主义的行为；
（四）渎职、失职和滥用职权的行为；
（五）重大决策失误或者其他严重错误。第二节 监督的形式和程序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采取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质询、询问、视察、检查、审查规范性文件、组织调查委员会、受理公民的申诉和控告等形式，进行监督。
第二十二条 对于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九条规定的有关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当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事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当主动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作工作报告的议案，依照《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工作报告的时候，报告工作的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派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询问。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工作报告提出的建设、批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归纳整理以后交有关机关研究处理。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
常务委员会处理质询案，依照《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行政措施、决定、命令，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定、办法、通告在颁布或者发布的同时应当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决定在公布的同时应当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对本条例第二十七条所列机关报送的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分别进行审查，发现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问题，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处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实施宪法、法律、法规的情况，可以作出关于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执法检查的决定。
主任会议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全省执法检查的情况，并对有关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专门委员会成员可以对监督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视察、检查和调查。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以及有关单位调查了解属于职权范围内的有关问题。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三十三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提供材料的组织和公民要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三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受理人民群众认为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而提出的申诉、控告。
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受理的其他申诉、控告。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对所受理的各项申诉、控告，根据情况可以作以下处理：
（一）一般性的申诉、控告，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和结果答复申诉人、控告人；
（二）重要的申诉、控告，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调卷审查，或者转交有关机关处理并限期报告处理情况和结果；
（三）重大申诉、控告，由主任会议责成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调查或者会同有关机关进行联合调查，提出建议，交有关机关处理并报告处理结果，如果确认属于错案，可以责成有关机关依法纠正和处理；
（四）特别重大并且有疑难的申诉、控告，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第三节 违法责任和处理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对受监督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予以纠正，直至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对有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行为的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作如下处理：
（一）责成有关机关自行纠正违法行为；
（二）撤销或者责成有关机关自行纠正不适当的规章、行政措施、决议、决定和命令；
（三）依照《地方组织法》第三十九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决定撤销有关责任人的职务，依照《地方组织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有关责任人的职务；
（四）认为构成犯罪的，建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人事任免和代表选举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地方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权限，决定、任免和批准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任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的主任、副主任，补充任命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第四十条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任免案事先应当与常务委员会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并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五日前报送常务委员会，同时附《提请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呈报表》、考察材料及需要作说明的其他书面材料。
提请任命新设机构的领导人，须附上级机关批准设立该机构的文件或者文件副本。
第四十一条 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任免案，由主任会议讨论，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审议任免案的时候，提请人或者提请人委托的有关机关、部门的负责人应当到会介绍拟任免人员的情况，听取意见，回答提出的有关问题。
根据需要也可以通知拟任命人员到会，回答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询问。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的时候，应当充分酝酿，在常务委员会多数组成人员赞同的情况下，提付表决。如果认为情况不清，需要作进一步了解的，经主任会议提出，征得多数委员的同意，可以暂不提付表决，待提请机关了解清楚后再行审议。如果经主任会议讨论，认
为仍不宜提付表决的，可建议提请机关撤回该项任免案。提请机关不撤回的，依法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任免案，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第四十五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需要撤销个别副省长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职务，由提请人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撤销有关人员职务的议案，提请人必须书面说明撤销职务的理由，并提供有关的材料。
撤销职务的议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被提出撤销职务的人员有权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申辩意见。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对于有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六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召集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每届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如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代表联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可以临时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常务委员会应当做下列准备工作：
（一）决定会议召开日期；
（二）拟订会议议程草案；
（三）拟订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四）做好会议审议的议案和有关报告的准备工作；
（五）决定列席会议人员名单；
（六）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第五十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开会日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表；至少在两周前将准备提请会议审议、审查和批准的主要文件发给代表征求意见。
临时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应当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
临时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七章 视察、检查和调查研究
第五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视察、检查和调查研究可以按组或者团的形式进行，活动结束后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视察、检查和调查研究的报告。
第五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的视察、检查和调查活动，可以邀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第五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之前，常务委员会应当组织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围绕本次大会准备审议的主要议题，在原选举单位的所在地区进行视察。
第五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的视察、检查和调查研究的内容、方式和参加人员，由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决定。
第五十六条 视察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区别不同情况，可以交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人民政府研究处理；需要由省级机关解决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汇报，根据主任会议的决定处理。

第八章 联系代表和受理来信来访
第五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办法》联系本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建立受理公民申诉、控告和意见的制度，认真接待和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对于公民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对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对于
公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按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并负责答复。

第九章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第五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主任会议，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一）决定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举行的日期，拟订会议议程草案；
（二）对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和质询案，决定交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三）听取省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汇报；
（四）决定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的议案的处理；
（五）决定对重大申诉、控告案件的处理方式；
（六）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指导和协调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七）处理常务委员会指导全省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的重要日常工作；
（八）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会议闭会期间，根据司法机关的报告，讨论、决定本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拘留、逮捕和刑事审判，并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确认。
（九）处理常务委员会其他重要日常工作。
第六十条 主任会议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必要时可以临时召开。
主任会议由主任主持，或者由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
各专门委员会主持常务的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各办事机构的主任列席主任会议，各办事机构副主任，根据需要列席主任会议。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主任会议。
第六十一条 秘书长负责提出主任会议的议题，组织办理主任会议决定的事项，并就重要事项的办理情况，向主任会议报告。
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十章 专门委员会
第六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农村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认为需要建立的其他委员会，受省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第六十三条 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会议和委员会的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
专门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任命专家若干人为顾问；顾问可以列席专门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
顾问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六十四条 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如下：
（一）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议案；
（二）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议案，并作出说明；
（三）审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同本委员会有关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省人民政府的行政规章、决定和命令、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并提出报告；
（四）听取省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汇报；
（五）视察或者检查同本委员会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六）拟订或初步审议同本委员会有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决议、决定草案，并对同本委员会有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报告；
（七）办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给的同本委员会有关的法律草案的征求意见的事项；
（八）对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同本委员会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审议自治县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十一章 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第六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设立办公厅、研究室、人事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内务司法办公室、财政经济办公室、农村经济办公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办公室、民族侨务外事办公室和常务委员会认为需要建立的其他办事机构。
第六十六条 各办事机构在主任会议的领导下，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服务，开展调查研究，办理常务委员会和主任会议交办的事项。
常务委员会内务司法办公室、财政经济办公室、农村经济办公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办公室、民族侨务外事办公室，承担相对应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具体工作。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各办事机构根据本条例，制定工作细则和工作制度。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自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1990年5月19日
现代司法理念与中国的司法改革

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第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司法思想及司法经验的精华，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形势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当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支撑。现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树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顺利进行都遭遇到深层次的障碍，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关键词] 现代司法理念 司法改革 法律文化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演进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现代司法理念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或用语。作为我国司法理论及实务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专家学者见仁见智，论述颇多。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第一阶段的目标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如何改，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笔者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其基本关系及共同障碍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现代司法理念是人类司法思想和司法经验的精华
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和信念，或价值观（1）。一种制度在建构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即这种制度的理念；它是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通常应该体现为具体的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中贯彻始终，并能够得到验证。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2）。现代司法理念有着博大精深的体系和思想内涵，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其内涵主要有司法独立、中立、民主、公正、公开、效率、廉洁、职业化、终局限性及程序正义等诸多内容。但笔者以为，“法律至上”——法官只应对法律负责，应为现代司法理念的首要内涵，因为没有“法律至上”的思想观念，不依法办事，司法便是一句空话（3）。
现代司法理念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三权分立”思想理论，它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独立的司法体制使其在实践中确立并发扬光大，但它决不是哪一位法官、法学家、律师等个人的专利，而是所有法律人乃至全人类司法思想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晶；它是人类在现代社会对司法客观规律的认识与高度概括（人类在研究、认识、运用、遵循司法客观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司法理论，而将司法理论的精髓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概括、精练、根本、基础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观念，这就是司法界乃至全社会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它是指导司法活动以及与司法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意识形态；它是高度凝练的司法思想，是一种高尚的司法信仰和精神追求；它在现代人类的司法活动中统领全局，发挥着基础和根本的精神指导作用，指导着司法现代化的进程。
二、我国当今的司法改革急需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和支撑
（一）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改革的基本关系
首先，现代司法理念决定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改革是一场革命，是革命，则必须有理论的指导，正如列宁所述“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会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每一种制度背后必定有相应的理念支撑，理念不同，制度各异。美国与英国的法律体系在形式和渊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理念上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基于对英国统治者的反叛，美国人在建国之初的政治、司法理念中深深渗透了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才产生了与英国的贵族式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大众司法观念和陪审制度以及司法审查制度。这些基本理念被确立于宪法之中，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某些制度已经面目全非，但其理念仍然是支配着美国司法的基础。而法国人则出于对司法权的戒心，在其制度设计中着重保护行政权的合法行使，因此其行政法体系、行政法院得到了高度发达。
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现代司法理念是现代法制原则的结晶，是现代司法理论的高度浓缩和精华，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但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它是司法改革的指南和价值基础，决定着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和方向——实现司法公正，而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保障是司法独立，这是司法改革的首要目标。司法改革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改革的盲目性、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和资源浪费，会造成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
其次，司法改革应体现、落实现代司法理念。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例如美国的司法理念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加以体现的：陪审团、证据规则、证据开示、一次性审理等，而这些制度又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所以，每一项司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心血来潮，而应该体现、落实现代司法理念。每项司法改革措施都应该经过理念上的论证，一句话，凡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所谓“司法改革新举措”都不应该出台。
（二）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形势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
首先，从司法改革的进程来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设法治国家，推动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开始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十六大报告中又对司法改革做了明确的阐述，将司法改革问题提升到非常高的高度。
最近5年来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所确定的七大方面3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只是以司法机关自身为主体发动和运作，对现行法的原则和具体规定的落实，如公开审判、执行等；司法机关地位的提高也只是对宪法模式的确认，改革还停留在浅表层。
今后的司法改革将向纵深发展，进入“深水区”，已经到了必须认真研究其趋势和走向，提出总体发展战略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具体部署，统筹设计未来的整体司法制度构建的时候，可以说是到了攻坚阶段。如果不从理念上变革，打破思想上的僵局，不真正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今后的改革便很难再往下进行，其情形正如90年代初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现代司法理念的提出，对我国当今司法改革的意义，与当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异曲同工。
其次，从司法改革的现实情况来看：在这些年的司法改革中，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出台了许多很好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理念价值标准和管理协调，新的改革举措层出不穷，确实也出现了在改革措施设计上的不系统、不周密和过大的试探性、随意性。更有甚者，一些地方随意地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框架，标新立异，盲目追求政绩，出台了一些虽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但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改革新举措”，最典型的莫过于吉林省某县法院的“法官弹劾制度”（4），曾一度被众人叫好的上海市某法院发明的“法官后语”，也因其违背基本司法理念和制度规则而受到质疑（5）。地方法院只是普通的司法机关，本无创制法律制度的立法权，其随意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框架的改革方式，严重背离法律至上的现代司法理念，极不严肃，极容易在社会上造成司法机关带头违法的不良影响，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实在令人怀疑。
改革即意味着创新，创新即意味着突破，但创新和突破都要有新的标准，不能一味的求新求变，否则，不是改革，只能是制造混乱。这统一的新标准不是别的，只应是现代司法理念。司法改革不同于经济等方面的改革，自有其特殊性，胡锦涛主席和罗干同志都指出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因此在方式步骤上，应从全局的角度、宏观的层面提出总体的改革方案，之后通过法律程序如立法等，自上而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研究部署进行试点推广，下级法院一些好的改革方案，也应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并明确授权后实施，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如此，司法改革才能严谨有序地深入进行，才能保证其整体性、统一性和严肃性。
再次，从我国司法、行政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司法、行政等方面实际工作中长期存在着的许多传统习惯做法，如内核案件，向地方党委政府请示汇报案件——特别是行政案件，庭务会、审委会讨论研究决定案件，违规进人、审批法官，给法院摊派计生、创收、招商引资、产业结构调整等行政经济“中心”工作任务等等，不仅严重违背“司法独立”、“司法中立”、“法官职业化”、“法律至上”等现代司法理念，就连现行法律的明文规定也不予遵守，从而给司法改革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如果不真正用现代司法理念来武装法官、党政领导以及公众的头脑，则任何先进的改革措施都会因实际工作中的所谓“对策”、“变通”、“协调”、“灵活”而得不到真正落实。
最后，从当今世界司法形势来看：二十世纪中后期以降，现代法治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很多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都在进行司法改革，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改革潮流，中国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也融会其中。尽管各国的具体改革措施不尽相同，但现代司法理念却是其共同的价值标准，我国的司法改革也不应例外，这也是司法全球化形势的要求。
总之，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各方面的形势都在强烈地呼唤着现代司法理念，今后我国的司法改革急需要统一到现代司法理念上来。要改革旧的不符合形势要求的司法制度，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就必须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可以说，现代司法理念真正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确立之日，才是中国司法改革真正成功之时，这正如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之后，任何人就再难以在中国复辟称帝一样。
三、现代司法理念的牢固树立和司法改革的深入顺利进行都遭遇到深层次的障碍，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
在我国，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和司法改革的进行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会遭遇到多层次的很多障碍，浅层的就不须说了，深层次的障碍主要有：
（一）不良习惯。俗话说“习惯成自然”、“积习难改”，习惯的力量是很大的，不可小看，这从立法上将习惯认可为习惯法即能得到证明，物理学上的惯性定理也可以借来做为参照。现实中业已形成的许多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思想和做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已在相当一部分法官、行政官员及民众头脑中形成思维定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极难根除，现代司法理念和很好的司法改期措施，在他们那里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变味走调，很难落到实处。如民众长期形成的坐等法官调查的习惯和淡薄的证据意识，使得生效已达四年之久的新民事证据规则至今都不能真正全面实施。
“春江水暖鸭先知”，广大法官身处司法改革的前沿，应该积极做现代司法理念的倡导者和司法改革的急先锋，率先垂范，从所办的每一件案件做起，自觉改掉不良司法习惯。 许多党政领导也不应置身事外，更应该在头脑中牢固树立起现代司法理念，彻底改掉以往习惯性的把法院当做政府行政机关的错误做法。
（二）现行体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现行司法、政治体制中有许多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地方，反过来又对现代司法理念的树立造成了障碍。说司法改革现在到了“深水区”，在很大程度上是说现在已经触及到了体制问题，遭遇到了体制瓶颈制约，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如只要法院的经费和人事受制于地方，则独立审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地主保护主义就不可能根除。“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6）可以说，对现行司法体制及政治体制不做改革，就谈不上司法的真正独立，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笔者以为，对体制的改革，不宜操之过急，应采取渐进式，成熟一部分，改一部分，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在未分权的国家体制内，仿照设计欧美分权体制下的司法，使其少具其形，而随未来政治体制逐步改变，水到渠成的走向司法独立。”(7)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苏永钦教授的建议，很有见地。
（三）法律文化。人类法律史告诉我们，“法律一开始就明显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8）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法律文化是反映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动水平的概念，它是现行法的制定实施、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法律意识、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法律现实中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智慧和经验的总和，是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流传久远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事法律活动的过程中长期起作用的“定势”，是一种习惯。法律文化的形成对法律本身也具有巨大的意义，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legal system）的“内在逻辑”，现代法律制度的许多差别只有通过法律文化才能得到解释（9）。法律现实及人们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传统和习惯都体现一定的法律文化。
当代我国社会的法律文化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原苏联的法律文化和解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文化的影响。现代法律文化不是我国的本土文化，它在我国的法律文化成分中所占比例不大。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法但缺乏法律传统的国家。长达几千年且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的封建专制社会也都有法律，但没有法制，更缺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长期过多地强调了不确定性的道德规范，忽略了确定性的法律规范，其结果是导致了长久的“人治”。尤其是行政兼理司法的传统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实实在在的影响着我国的现实司法工作；广大民众千百年来形成的以“包青天”为代表的“清官情结”，把自己的案子寄托在几个为数不多的清官身上，而不是寄托在高度民主的现代司法制度之上，严重影响着我国现代司法民主理念的树立和司法民主改革的进程。清末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虽然西风东渐，对中国的法制有过重要的贡献，但由于长年处于战乱，在全国范围内并未真正实行过统一的法制。建国以后，虽建立了新型的司法制度，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未能很好地实施。中国真正的法制制度的起步，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受原苏联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中还有许多与此相伴随的东西，如实际上不重视法律，在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依言不依法，依人不依法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即使在法律调整的领域，其方法也主要是行政命令式的等等。如一份调查揭示：某地区的农民认为，目前在农村办事首先是“靠人情”（30.7%）；其次是“按党的方针办”和“请客送礼”（二项均为23.78%）；再次是“按领导意图”（14.28%）；“依照法律”排在倒数第二（6.76%），仅高于其他(0.7%)。有统计表明，在对288名法官的问卷中，当问及“你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实现程度如何”时，选择“完全实现”的0人；选择“基本实现”的164人，占56.9%；选择“基本没有实现”的98人，选择“没有实现”的26人，这两项占43.1% 。虽然这两项调查的科学性仍有待探讨，但我国民众心目中法律的地位之低及现代法律文化的浅薄由此可见一斑（10）。
因此可以说，我国还没有成功的发展出可以接纳现代司法理念的法律文化土壤，法治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这是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改革在我国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最深层次的和最根本的障碍，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了的，而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共同努力培植，需要急切进行一场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的彻底的现代法律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国情，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客观对待的现实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宏伟的事业或理想追求，但它在根本上还是法律文化的问题。法律文化是扎根于一国土壤中的活的东西，法律制度的移植并不难，制度下面的价值观要和被移植社会的价值观契合，则是很难的（如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了法院制度，但法院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需要施以大量的教育，包括言教和身教（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和法庭外的活动等），这是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必须正视和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可行的法治教育、法律普及等方面的措施（良好的司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教育措施）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使法治深植社会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WTO的加入, 现代司法理念也已在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头脑中确立，并逐步向全社会普及。最近两年两会中许多代表提出的司法改革议案及建议（如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实行三审终审制、取消申诉制度，建立资深法官制度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6日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如梁慧星先生提出的一系列系统的司法改革建议（如法院系统经费预算单列，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使法院经费不受地方控制；各级法院院长从法官及法学教授、律师中考核挑选，不直接任命行政官员担任法院院长；坚决纠正各级党政领导就个案向法院“打招呼”、“批条子”的习惯，为法院独立裁判创造良好条件等）（11）都极富现代司法理念。这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曙光和希望。

作者简介：任玉林，男，一级法官。E-mail:gqrenr@163.com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范愉：《司法理念漫谈》，载中国民商法律网——程序法学。
（2） 蒋惠岭：《现代司法理念基本问题》，载刑事审判网：http：//judge.gofree8.net .
（3） 在众多学者的论著中，未将“法律至上”纳入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法律至上”与司法改革并不矛盾，因为合法有序的司法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创制法的立法活动，而“法律至上”则是在司法层面而言——作者注。
（4） 参见《人民法院报》的相关报道及评论。
（5） 参见：1、《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 》的相关报道及评论；2、米健：《司法改革的创新与统一——“法官后语”可否缓行》，载2003年3月14日《法制日报》。
（6）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司法部门》、第79篇《续论司法部门》，载北极星书库。
（7） 苏永钦：《飘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民商法律网——港澳台民商法。
（8）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页。
（9） Cf. j. Merryman .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inM .Cappelletti(ed .) , New Perspectives for a Common Law ofEurope , Boston : Sijihoff Publishing Co . ,1978 , p , 223 .
（10） 参见曹建明主编：《法官职业道德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