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2012年8月9日海基、海协两会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以下简称《投保协议》），特将大陆台商长期关切的人身安全议题纳入，以《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具体规定了两岸相关部门应配合采取的若干措施。如与两岸之前，为保障投资对外签成之协议，无论是”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或”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相比，不仅系独创，且可说是具有高度的两岸特色，因而广受关注。
然而，并与《投保协议》达致的《共识》，若按法律辞典，”共识”（ Consensus）原仅指”各方对同一事项在心理上的合意”（An agreement of parties to the same thing；a meeting of minds）（注1）。以排除法严格来说，《共识》既未经正式签署，并非《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条例》）第4-2条第3项”就涉及行使公权力或政治议题事项所签署”之”协议”或构成协议一部的”附加议定书、附加条款、签字议定书、同意纪录、附录及其他附加文件”，也非”协议附件” （注2），亦非正式签署但不具法律拘束效力的”备忘录” （注3）。要精准掌握其法律定性，进而探讨其如何与现行法配合适用，实属不易，亦值推敲。
另查，2012年3月14日大陆通过，大幅度地修正其《刑事诉讼法》，已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考《共识》的核心内容，在于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联系机制。其中诸多约定，涉及大陆刑事诉讼程序，为利落实执行，保障当地台商权益计，两者间的比较异同与衔接适用，也有必要详加检讨。
贰、《共识》的法律性质与效力位阶
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曾明确表示，《共识》系落实协议的具体措施，具有”约束效力” （注4）。但未列在《投保协议》本文，也没有经过签字程序的《共识》，其法律性质与效力为何，能否有效执行，究非无疑。
从内容看，作为《共识》核心的限制人身自由通知通报机制，最早见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打击犯罪协议》）第12条《人道探视》之”双方同意及时通报对方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非病死或可疑为非病死等重要讯息，并依己方规定为家属探视提供便利”。但该条文，仅为原则性、框架性的约定，实务如何执行，仍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共识》的出台，正可提供予两岸业务主管部门，为落实上述通报机制，所应配合采取相关措施的具体依据。故与其说，《共识》系作为《投保协议》第3条《投资待遇》第2项”双方应加强投资人及相关人员在投资中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依各自规定的时限履行与人身自由相关的通知义务，完善既有通报机制”的附带合意，倒不如认为，《共识》系属于《打击犯罪协议》的一项后续补充（注5）。
惟无论是附带合意或补充协议，探究《共识》的法律性质与效力，逻辑上不得不从其所附丽之《投保协议》、《打击犯罪协议》，或其他协议的法律定位谈起---
两岸协议法律定位为何，目前双方法制，均未明确规范，各界亦看法不一，有民间协议说、部门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说、行政协议（合同）说、国际条约说、准国际条约说、准条约或行政协议说等（注6）。
台湾方面，”大法官”释字第 329 号解释理由书中，也仅消极地认为，两岸协议非”国际书面协议”，并未积极地明示其定位与法律效力。虽然台湾方早已宣告承认大陆为对等政治实体，而无论事实或法律层面，大陆也已间接地承认了台湾独立法域与司法管辖权。但盱衡现实，于”一中”基本原则下，大陆方不可能承认两岸协议的”国际性”。为顺应当前两岸于协议签署后，各自明示或默示地，经行政部门核定，立法机关备查，或透过制定行政规则，发布司法解释等，予以落实生效的现况。拙见故以为，就法的形成过程，似可将两会各类协议，包括《共识》，于签署成立时，均先定位于”民间协议”，俟各自实践完备法制化程序后，再分别将各该协议转化定性为国内”行政命令”、”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限于大陆）”，俾使双方公权力机关，得以各自遵守适从（注7）。
从而，作为两岸协议附带或补充的《共识》，对其法律性质与效力，亦应作如上相同的理解，始能对应法制，并符合大陆海协会负责人所谓”共识具约束力”之论。
参、《共识》的具体操作及与大陆《刑事诉讼法》的比较衔接
一、大陆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条文
2012年3月14日大陆全国人大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是该法自1979年制定，经 1996年修改后的第二度修正。变动幅度颇大，原条文由225条增加至290条，补充改动140多处，层面广及证据、辩护制度、侦查、强制措施、审判、执行等程序。
修改内容中，与《共识》所约定的限制人身自由通报联系有关条款，经查有三，爰胪列如下：
第73条第 2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第83条第2款：”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第91条第2 款：”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兹以《共识》已生效确定，具备法拘束效力为前提，对照上开条文，衡酌各方见解，将其在具体适用上，可能产生的争议，梳理如下：
二、《共识》的法律分析
（一）效力位阶
设若，具有刑事司法互助性质的《共识》，于大陆有如同其行政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则在该区域内的法律效力与位阶如何？特别是与大陆现有法规，如上揭《刑事诉讼法》间，假使发生重迭或抵触时，两者间竞合适用关系如何？
依据大陆《立法法》第79条第1款，法律效力高于行政规章，固不待言。至于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查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按大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及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2条与第5条则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同院发布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据研究，无论是效力或位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一般法律有异。具体适用上，其效力应劣后于一般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但因成文法的局限，该解释乃法律适用上不可少的手段，故可为立法的具体化和补充（注8）。循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并无创造法律规范的功能，其既无权对法律未规定的事项做创设性解释，也无权对法律已规定的事项做变更性解释（注9）。
如上，倘认《共识》视同于大陆行政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则《共识》原应不能抵触其《刑事诉讼法》，仅有具体细化或补充该法的作用。要言之，针对同一事项，《共识》倘与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相重复，或大陆《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模糊不明时，依”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遍规定”的法理，固可选择适用《共识》来处理。惟如特定事项，大陆《刑事诉讼法》原并无规范，此际《共识》即不应超越该法，另为独立的规定或解释。
（二）适用对象
关于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后的通知，《共识》与大陆《刑事诉讼法》均有规定。按照前述《共识》补充大陆《刑事诉讼法》的作用，关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前者既有约定，系指”另一方投资人及相关人员”（实际定义参照《投保协议》第1条），从台湾方角度言，即仅限于”在大陆的台湾投资者个人及其随行家属”，以及”台湾投资企业中的台方员工及其随行家属”。准此，对非具上述身分者，例如与经贸投资无关，因一般就医、求学、观光旅游、学术专业访问等，而在大陆境内之台湾地区居民，《共识》并无适用之余地（注10）。渠等纵遭大陆公安机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仍应按照大陆《刑事诉讼法》一般规定处理。惟可能有《打击犯罪协议》第12条：”双方同意及时通报对方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 的适用。
（三）有条件的通知
上揭大陆《刑事诉讼法》条款，设有”无法通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等，豁免公安机关通知家属义务的例外情况。针对这类向受非议，完全以实体真实发现，实现国家刑罚权为考虑，违背司法审查与改革，于人权有重大侵害（注11），甚至于被讽为”合法化强迫失踪”的条文（注12），《共识》并未约定加以排除，也未明言应予适用，以致有乐观者，基于人权保障，主张两岸签署投保协议通报机制，不管任何人涉及什么罪名被限制人身自由，都应该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注13），或径予推论台湾方面已达成要求大陆24小时无但书限制通知之目的（注14）。
但如上所述，《共识》原不得逾越大陆《刑事诉讼法》，自为扩张解释。法既无特别排除，故该法的例外不通知规定，于境内之台湾地区居民，也应一体适用（注15）。这点从对于办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职权的大陆国家安全机关，《共识》并未加以纳入（注16），或媒体所引述大陆相关负责人”相信台湾投资者不会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犯罪”的谈话，即可间接地得到左证（注17）。
对于未能争取到”无条件”、”超国民待遇”的通知，台湾方虽强调以”双方同意将透过协议的通报机制，及家属提供讯息由我方主管机关向陆方来查证”，作为补救（注18）。大陆方也口头表示，愿意视个案情况，或响应当事者家属询问而为告知（注19）。然而大陆《刑事诉讼法》，业已规定明确，弹性空间极小。况且《打击犯罪协议》中，基于”依己方规定执行”的前提，还特别准予两岸容有依具体情事，衡酌考虑，得拒绝或暂缓相互协助的余地（第4条第3项、第6条第3项、第8条第2项、第14条第2项、第15条参照）（注20）。是以，大陆能否对台湾释放善意，例外采取超越自身法律的运作，不无疑问（注21）。
（四）“强制措施”的范围
《共识》所约定“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其涵摄范围，是否仅限于前开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拘留、监视居住与逮捕羁押? 其他同为大陆公安机关所采取，实质上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效果的措施，诸如留置盘问（注22）、行政拘留（注23）、劳动教养（注24）、行政强制执行（注25）、民事拘留等（注26），有无包括？
若单就《共识》或《打击犯罪协议》约定文字来看，所谓“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被限制人身自由”，应未局限于《刑事诉讼法》领域。惟两岸协议不得逾越法律，已如前述，在法无要求需为通知，且民事或行政性质的处分，要与打击犯罪无关，不属刑事司法互助范畴的客观条件下，大陆公安机关依据刑事以外民事或行政法规，限制台湾居民人身自由时（注27），似不必然负有协议所定通知或通报之义务。两会协商未及于此，或可说不无缺漏。
（五）通报程序与裁量
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家属通知，实务上通常由大陆公安机关，以签发相关刑事通知书（如逮捕通知书、拘留通知书）为之。对于依据《共识》，在大陆向台湾地区当事人、家属或企业所为的通知，预料亦将比照办理。
厥有疑问的是，《共识》第三段约定 “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时，应在24小时内依法通知当事人在大陆的家属；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的，公安机关可以通知其在大陆的投资企业”。就字面解读，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法理，通知台湾方仅限于对采取强制措施当时，尚在大陆的家属或投资企业为之，不采取跨区通知的方式。故假设，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纵然在当地设有投资企业，公安机关仍可以选择不为通知（注28）。又假设，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在当地亦无投资企业，此际公安机关即可免除通知的义务。
但如此解读，无异扩大了大陆公安机关自由裁量权，机械性的操作结果，将导致台商当事人，依法应享有基本的家属受通知权，遭到不合理的限缩。对于既无在地家属，亦无在地投资企业，最为弱势者，甚至剥夺其关系人的知情权。实有悖建立《共识》，为”加强对两岸投资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的原意。
或谓纵无通知家属，仍有两岸机关间通报一途。然而，对于该通报机制，大陆法制尚未明文落实，公安机关仍可能径为决定不通报。况从通报到家属知悉，也不免有一定的时间差，终不利于人身权益的及时保护。
个人以为，《共识》既仅为《刑事诉讼法》的一种补充，故如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或在大陆无投资企业时，此刻应该回归法律，以通知在台家属为原则，而不限于在大陆区域内为通知。更况，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第7条第3款之”人民法院需要向住所地在台湾地区的当事人送达刑事司法文书，可以通过协议确定的海峡两岸司法互助方式，请求台湾地区送达”，也可以准用或类推适用，作为跨区通知的依据。总之，只要符合法定通知要件，公安机关应即负有通知义务，不得以距离过远、作业不便或家属不在大陆、当地无投资企业等为由，拒绝通知，始符法制。
为妨止恣意、周延保障计，个人建议，除应实时修正调整《共识》约定，以释群疑外，两岸宜再协商，争取比照涉台诉讼文书送达，将通知对象扩及当事人所属的法人、机构、法人代表人、组织负责人，甚至于地方台商协会。至于通知方式，除以刑事通知书寄送为主外，亦可考虑辅以跨区的传真、电子邮件，甚至电话直接联络等（注29），以完善相关程序。
（六）保障通知权＝刑事程序权？
签署前后，台湾方不断有呼吁，《投保协议》或《共识》的人身保障涵盖事项，绝不能仅限于受拘留逮捕后的通知与通报，还应积极的包括：家属探视、官员探视、委任律师、律师在场、限制人身自由正当法律程序等（注30）。
以上立论，出发点固然良善。但揆诸《共识》，不过是法律的细化或补充，渠等所提各程序保障权利，于大陆《刑事诉讼法》与相关解释中，已规范綦详。况其于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大陆译名）后，为符合标准，针对刑事人权保障，本次修法也作了相当的改进（注31）。更况，机关通报、家属通知或探视，虽是初步的程序保障，但藉之掌握被限制自由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案件与所受处遇，即可据以启动防御或救助。是以，《共识》及《打击犯罪协议》仅设通知、通报或探视的约定，尚无不妥。对此，1979年大陆签署加入国际《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时，本于尊重对方独立法域与法律制度、互不过度干预其执法活动的立场，也仅仅约定大陆负责单位向外国领事馆，通报其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派遣国国民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以及外国领事官员探访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亦可兹对照（注32）。
（七）所谓”国民待遇”
按台湾方说明，”台商高度关心的人身安全保障问题，本不属国际投保协议的范畴，但政府因考虑台商要求，将之纳入投保协议谈判，争取到超越港、澳、外商，比照大陆人民的”国民待遇” “（注33）。
然查，上开大陆《刑事诉讼法》第73、83、91条，原即有24小时内通知关系人之明文。比之未签署前，《共识》与《打击犯罪协议》其实是增设了通知当地企业与两岸机关间的联系通报机制。相对于大陆地区居民，面临公安机关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时，除特殊职业外，仅有家属通知一法（注34），台商待遇自属较优。
再观港、澳地区（注35），参考2001 年 1 月 1 日生效《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关于建立相互通报机制的安排》（以下简称《中港安排》）与2001年6月7日签署《内地公安机关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司关于建立相互通报机制的安排》。其中规定，虽无如《共识》定有24小时内通知之设。然而，关于通报管道、执行单位与内容范围等，上述两”安排”，却颇为缜密。例如《中港安排》，界定《通报管道》为”公安部警务合作联络官（以下简称“内地通报单位”）负责向香港警务处联络事务科通报；内地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涉及的案件，由公安部指定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局直接向香港警务处联络事务科通报”。《通报内容》为”内地通报单位根据安排，向香港通报单位通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拘留日期；涉嫌罪名；强制措施的种类；执行强制措施地点及执行机关等数据”。
相形之下，《共识》与《打击犯罪协议》第12条《人道探视》，仅概括的约定”双方将依据各自规定，对另一方投资人及相关人员，自限制人身自由时起24小时内通知。同时依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建立的联系机制，及时通报对方指定的业务主管部门，并且应尽量缩短通报的时间”、”双方同意及时通报对方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非病死或可疑为非病死等重要讯息”。不但在可操作性上略逊一筹，又听任约定方单独处理，亦有欠缺明确性与强制性之嫌。
上述大陆与港、澳间的通报，属于”一国两制”下的区际性司法互助（注36），其政治立场与法律定位，对台湾而言，要与两岸协议迥异，但其中若干技术性规范，仍不无借鉴价值。
肆、《共识》的生效时期
财政部/国家水产总局等


国营水产养殖场财务管理试行办法
财政部/国家水产总局/中国农业银行




为了切实保护水产资源，大力发展养殖生产，为国家提供数量多、经济价值高、品种多样的水产品，促使水产养殖场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为国家提供积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特对国营水产养殖场（包括海、淡水养殖场）的财务管理规定如下：

一、整顿企业，加强经营管理
（一）各级水产主管部门必须对现有水产养殖场继续进行整顿，帮助他们端正经营方向，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经济核算，努力增收节支，立足自力更生，挖掘内部潜力。通过挖潜、革新、改造，达到优质、高产、低消耗、多积累的目的。对于产量高，提供商品多，消耗低，利润大的企
业，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实行择优供应；对于那些生产条件不好，资源不可靠，长期亏损，没有发展前途的场，应当坚决停办；对于社队已经掌握人工繁殖苗种技术的地区，国营鱼种场生产的鱼种过剩，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转为成鱼生产。
（二）国家对国营水产养殖场原则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财务包干办法，在这个原则下，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
1．国营水产养殖场一般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盈利留用，亏损不补”的办法。
2．对北方沿海省、市的海带养殖场（包括附属化工厂），实行包干上交，一年一定，结余留用，短收不补”的办法。
3．对于少数自然条件太差，暂时还有亏损的国营水产养殖场（包括新建场），在一、两年内可以酌情给予照顾，实行“定额补贴，一年一定，结余留用，超亏不补”的办法，但要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扭亏为盈。
实行上述办法后，省、市、自治区水产部门、财政部门，对实行自负盈亏的企业不再下达上交利润或亏损补贴指标；对实行包干上交和定额补贴的企业，下达上交利润和亏损补贴指标，并留有必要的调剂周转基金。
（三）水产养殖场留用的利润和包干结余，应坚持“先提后用”的原则，当年的结余一般应在下年安排使用。主要作为生产发展基金，用于生产技术措施。部分作为职工奖励基金，用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和奖励支出。同时还应当留有适当的储备基金，用于以丰补歉。留用利润和包干结
余的使用，应当编制计划，报同级水产部门、财政部门批准，并抄报开户银行监督支付。
实行财务包干的国营水产养殖场，不另提取企业基金。
（四）水产养殖场以留用利润和包干结余发展生产所需的物资、材料、设备，应当纳入物资供应计划，向地方物资部门申请解决。
（五）水产养殖场实行财务包干办法后，所需的基本建设投资、流动资金、事业费，仍列入各级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和财政预算。
（六）未纳入国家预算的国营水产养殖场，应通过整顿，确定其经营方针、生产规模、任务，纳入国家预算。今后建立新场，必须报经省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同意，否则，财政不予拨款，银行不予贷款。
预算外亏损的场，在未扭转之前，一律不准纳入国家预算，银行也不予贷款。
（七）水产养殖场一般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经济核算体制。场部为独立核算单位，组织和领导全场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统一计算成本和盈亏，统一向国家办理缴款、拨款，统一采购物资和销售产品，统一在银行开户和申请贷款，统一调度物资、资金。设有分场的水产养
殖场，如分场作为场部的派出机构，也可不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生产队按照干什么，管什么，算什么的原则，作简易核算。

二、财务计划、决算的编报和检查
（八）国营水产养殖场必须在编制生产、销售、劳动工资、物资供应等计划基础上编制财务计划，切实加强财务工作的计划管理。
财务计划包括：产品成本计划、利润（亏损）计划、流动资金计划，专用基金计划。
（九）水产养殖场的财务计划应当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要求，结合本场上年计划完成情况，广泛发动群众，挖掘内部潜力，计真编制。计划指标既要积极可靠，又要留有余地，使其真正成为组织与动员职工共同奋斗的目标。
财务计划一经批准，即应严格执行，据以进行拨款和缴款，并作为检查考核各项财务指标完成情况的依据。遇有特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调整计划时，应按规定编报程序报上级批准。
水产养殖场在编制年度财务计划的同时，应向开户银行编报年度信贷计划，提出为完成生产计划所需要的超定额贷款，经银行审核同意后执行。
（十）各级主管部门应及时审核汇总所属企业年度财务计划，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和银行部门，经财政部门核定后审批下达，并抄致同级银行。
为确保年度计划的实现，水产养殖场应编制季度财务收支计划，报主管部门备案。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定期分析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
（十一）水产养殖场在年度终了后，要认真编制财务决算，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抄送（报）同级银行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省级主管部门汇总的年度财务决算，在报送省级财政部门和银行的同时，应抄报国家水产总局。

三、固定资产管理
（十二）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应根据水产养殖生产的特点划分管理。凡是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五百元以上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使用年限在一年以内、单位价值在五百元以下的，作为低值易耗品管理。各种产畜和役畜，一律作流动资产管理；中小型网具和竹木结构的
拦鱼设备，无论价值大小，一律作低值易耗品管理。新建场的鲍鱼礁、牡蛎投石、水泥柱，由基本建设投资解决，建成后一次核销；扩大养殖面积的投石，作低值易耗品管理；原场地（埕地）补充的投石，一律由当年生产费用开支。由基本建设投资建成的鱼池，一律作固定资产管理。
有的设备，名称和使用年限相同，但由于规格不同，单位价值低于五百元，而其多数已列为固定资产的，仍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目录，由省、市、自治区水产、财政部门制订。
（十三）水产养殖场所有固定资产（包括不提折旧的鱼池、堤坝等），必须建立固产资产明细帐，逐项登记入帐。调拨和未满使用年限的报废，必须经主管部门批准。用基本建设投资完成的滩涂平整、设礁、投石等工程，在工程完成验收后，一次核销，不列作固定资产。但应将使用面
积登记备查。
水产养殖场的固定资产一般不得外借，对外出借暂时不用的固定资产，应适当收取租金，并负担借用期间的修理费用。
水产养殖场所有固定资产，除按照《关于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实行有偿调拨的试行办法》中的规定可以无偿移交外，一律应当有偿调拨，作价收款。所得收入，全部留给企业作为更新改造资金使用。
（十四）水产养殖场的固定资产除鱼池、堤坝和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封存的固定资产不提折旧外，一般在年末提取基本折旧基金一次。有些场情况特殊，也可按季或按月提取。大修理费用可以采取预提或待摊方法分期摊入成本，不提取大修理基金。
固定资产基本折旧提取办法，一般按固定资产类别规定综合折旧率计算提取。综合折旧率由省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规定。固定资产已满使用年限继续使用时，照提折旧、提前报废时，不再补提折旧。
（十五）各种固定资产，应当建立维护、检修、保养制度，保证国家财产完整无损。鱼池要定期进行清塘、加固、整修，保证堤埂良好，水量充足。

四、流动资金管理
（十六）水产养殖场应当切实加强流动资金的管理，合理地、节约地使用资金，加速资金周转，充分发挥资金的效能。为此必须：
1．制定合理的材料储备定额，有计划地采购物资，严禁盲目采购，造成积压。
2．及时销售产品，结算货款。坚持“钱货两清”的原则，严禁赊销、预付。
3．保证流动资金完整无缺，严禁把流动资金挪用于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职工借款等方面。
4．水产养殖场的流动资金定额应当按照正常生产的储备资金、生产资金和成品资金三个环节的最低需要核定。
（1）种子、饲料、饵料、修理用备件、各种渔需物资等储备资金，以及低值易耗品和待摊费用，分别按上年四个季度平均余额，剔除不合理库存核定。如果计划年度生产规模扩大，储备资金定额应适当增加，计划年度生产规模缩小，适当减少储备资金定额。
（2）生产资金按合理投入生产费用的在产品系数和在产品生产周期核定。
（3）各种水产品鲜品应当随捕随售，一律不核产成品资金。加工干品按全年加工品成本总额10％至15％核定。
5．加强现金管理。总场、分场的库存现金和生产队的备用金，不准超过与银行商定的限额。一切支出都应当有批准手续和合法的单据。严禁坐支流用，以借据顶替现金。
（十七）国营水产养殖场的流动资金来源，除原有财政拨款外，由企业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组成。
对于银行贷给的流动资金，要严格按照贷款办法的规定，遵守按计划、有物资保证和按期归还的原则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十八）国营水产养殖场的低值易耗品，采取领用时一次摊销法；价值较大的网具、拦鱼设备和扩大面积的牡蛎投石、水泥柱，也可采取分期摊销的方法，摊销年限规定为三年至五年。
在用的低值易耗品，要建立请领、报废、以旧换新、修旧利废、定额管理等制度，加强实物管理。平时要设置登记簿进行数量登记，定期进行清理盘点。
（十九）水产养殖场的产品，必须按质按量，保证完成或超额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交售计划。非经场部批准，任何基层单位都不准向外销售产品。职工自食鱼数量，应经主管部门核定，并应计价收款。出售多余苗种，更要保质保量，按规定价格出售，不得任意提价。
省级主管部门必须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制定苗种价格。
（二十）水产养殖场的一切财产属全民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准侵占。非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调拨，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水产养殖场摊派劳务、物资和资金，或者无偿或低价平调鱼货或其他产品，场内也不得以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减少收入。
各类物资应建立和健全采购、验收、保管、使用等责任制度。做到采购有计划，进库有验收，保管有专责，领用有手续。在塘（池）成鱼、鱼种和饲养中的虾、贝、藻类产品，要认真养护看管，防止死亡、冲失和病害等损失。

五、专用基金管理
（二十一）国营水产养殖场的专用基金包括更新改造资金、职工福利基金等，都应当先提后用，并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
国营水产养殖场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和固定资产变价收入，留给企业作为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这项资金，除保证迫切需要更新的一般生产设备外，应当有计划地改造那些影响生产发展的落后生产设备和工具。更新的主要项目，应报主管部门审批；一般项目由企业在主管部门规
定的限额内安排使用，所需物资和设备，应纳入地方物资供应计划，统一平衡。
更新改造资金的具体用途和管理办法，由省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主管部门对所属企业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可以按规定适当集中一部分，用于所属企业之间调剂，但不得用于主管部门本身的支出和作为水产养殖场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以外的用途。
（二十二）水产养殖场的职工福利基金，按工资总额百分之十提取，用于以下各项支出：
1．职工医疗支出，包括医务费、药械费、防治费、计划生育费，以及经批准到外地治疗费等。
2．职工生活困难补助。
3．托儿所、幼儿园等集体福利事业的补贴和福利设施。
上列各项开支所占比例和开支标准，由省级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商同有关部门规定。
（二十三）国家发放给场办工业的小型技术措施贷款，用于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场办工业。水产养殖场要根据贷款用途和使用范围专款专用，并按规定期限，从超计划利润中归还。

六、基本建设资金管理
（二十四）水产养殖场基本建设资金的使用必须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首先保证用于续建配套工程，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充分发挥老场生产潜力，提高投资效果。
新建场必须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合理布局，全面规划，搞好配套。培育苗种的水面与养殖成鱼的水面要保持一定比例。从提出计划任务书开始，就要充分考虑和计算建成投产以后的经济效果和投资的回收年限。
（二十五）水产养殖场应当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在不影响当年生产、利润计划的情况下，对于生产上必需的草木结构、竹木结构的临时性简易房屋、简易孵化池、仓棚、牲畜棚圈、土冰库、简易水闸、简易道路桥梁，以及积肥池、土晒场、土井等，应当充分发动场内职工，就地取材，
自己动手解决。对于必须外购的材料费用，列入生产费用。

七、成 本 管 理
（二十六）水产养殖场必须贯彻勤俭办场的方针，加强经营管理，厉行增产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1．加强饲养管理，提高养、捕技术，自力更生，广辟饲料来源，充分利用设备能力，增加产量，增加收入。
2．提高苗种成活率。淡水养殖放养的鱼种一般不能小于四寸，北方高寒地区不能小于三寸，海水养殖要做到苗大、苗壮。各类养殖场应当根据本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类苗种的规格和产品质量要求，作为全场的奋斗目标。
3．建立和健全材料、费用和劳动消耗的定额管理制度，要使材料、费用和劳动的实际消耗尽快达到本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已经达到的要赶超全省同行业的先进水平。主要材料定额标准，由主管部门制定。
4．认真精简行政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严格控制办公费、旅差费和非生产性设备购置费支出。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勤杂人员一般不得超过全场总人数百分之十。规模较大的场，应当低于这个比例，小场可略高于这个比例。企业管理费，不得超过成本总额百分之十。

（二十七）水产养殖场的产品成本，一般集中在场部核算，生产队除了核算直接发生的苗种、饲料及肥料、生产用材料、工资福利费，其他直接费等外，不计算产品总成本。场部的管理费用，由场部直接摊入产品成本。实行三级管理的水产养殖场，如果分场一级为总场的派出机构，分
场发生的管理费用，并入总场管理费用内分摊。
（二十八）水产养殖场应当根据生产特点和简化成本核算的要求，确定成本核算对象。淡水养殖场一般核算鱼种、成鱼两种主要产品成本，鱼苗销售数量较大的场，也可以加算鱼苗成本。海水养殖场一般核算对虾、牡蛎、蛏、蚶、蛤、海带、紫菜七种主要产品成本。工副业产品的核算
对象也要突出重点，主要产品单独核算成本，次要产品可合并计算成本。农副产品可以合并在一起计算成本，农牧比重较大的场，可以加算一、二种粮食作物或畜禽成本。
主要产品和一般产品应按各水产养殖场的生产产品划分，有些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为主要产品，但在一个水产养殖场内产量很小，仍不作为主要产品，不单独计算成本。
水产产品计量单位，鱼苗以“万尾”、鱼种以“斤／万尾”、对虾、海带以“吨”，其他产品以“市担”计算。
（二十九）水产养殖场必须正确计算成本。凡不应该列入成本的项目，如基本建设支出，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养殖生产设施遭受人力不可抗拒的风灾、水灾造成的非常损失，以及场内防汛抢险支出，不列入成本。产品成本的计算，应当从养殖生产的特点出发，力求简便和接近实际。

1．成鱼生产采取哪年捕捞，生产成本摊入那年产品成本的办法。对于春季放养，冬季捕捞的成鱼，其鱼种、饲养和捕捞等费用全部列入当年产品成本。对于秋季放养，跨年捕捞，或者分塘、分湖饲养，年内尚未下网捕捞的池塘、湖泊内成鱼，其当年的饲养和捕捞费用（包括从准备捕
捞到捕捞结束期间的工资在内）全部列入当年产品成本；当年投放的鱼种费用，作在产品结转下年，上年结转的鱼种费用，全部作为本年产品的成本。所有结转下年的在产品，除鱼种本身成本外，一律不分摊饲养和管理费用。
凡是尚未起水出售的成鱼，一律不计算产品产量。
2．藻类采取哪年收割，生产成本摊入那年产品成本的办法。即：当年为下年生产所支出的苗种、材料、工资等直接费用作在产品结转下年（不分摊间接费用），当年为上年在产品继续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间接费用）和上年结转的产品成本，列入当年产品成本。
3．贝类采取分场地（埕地）按品种计算成本的办法。在未收获前一律作在产品结转下年，以后收获一批，结转一批产品成本。已经收获过的场地（埕地）一律不得估留在产品，贝类生产采取轮养轮收、收大留小办法的，当年发生的生产费用，也全部列入当年产成品成本。
4．苗种的生产费用，对外销售应分摊部分，转作销售成本；自用应分摊部分，转作鱼、虾、贝、藻的产品成本，但在考核外荡（大湖）成鱼成本时，可剔除实际成本与计划成本的差异因素。
5．夏花一般不单独计算成本，如有少量出售，按销售收入转作销售成本。
6．工副业生产经常有产品产出的，应当在产品产出的月份计算产品的实际成本。
7．幼畜和育肥畜按畜禽类别进行核算，根据年末存栏头数（幼畜）或重量（育肥畜）按固定价格计算在产品。繁殖苗种用的亲鱼，根据年末存塘数量，按固定价格计算在产品
8．果树、林木的定值、培育费用一般列入当年生产成本。比重不大的越冬作物和果树生产都不计算在产品。
9．各种生产的副产品，对外销售部分，按销售价格转作销售成本，内部互相利用部分，按场内规定的固定价格计算，进行内部转帐。
（三十）水产养殖场在加强专业核算基础上，必须依靠群众，做好群众核算工作，场部应定期作系统的、全面的经济活动分析，通过分析对比，发现问题，找差距，挖掘降低成本，增加收入的潜力，定期向群众公布财务成本情况。生产队应结合评奖，分析材料定额、工时定额、工具设
备利用和产量指标的完成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八、利 润 管 理
（三十一）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积累。有盈利的场要努力发展生产，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盈利水平，为国家多作贡献。
暂时还有亏损的场，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扭亏为盈。今后除国家批准的计划亏损外，企业发生超计划亏损和计划外亏损，财政一律不予弥补，银行不予贷款（人力不可抗拒的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专案报告审批）。
（三十二）水产养殖场必须正确计算利润（或亏损）。利润（或亏损）总额按销售利润（或亏损）加或减营业外收支净额计算。销售利润（或亏损）按销售收入减销售产品生产成本、销售费用、税金（包括农渔业税）计算。
营业外支出包括（1）劳动保险费用；（2）积压物资削价损失和加工改制费；（3）场办学校经费补贴；（4）场内防汛抢险支出；（5）呆帐损失；（6）非常损失。


利润（或亏损）总额，加或减归还小型技术措施贷款、利润包干结余，即为应上交利润或应弥补亏损。
（三十三）水产养殖场的产品应按规定计算收入，不得估列。产品直接对外销售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收入；年末未销的自产粮食、留作鱼饲料的豆类，应按国家收购牌价计算收入，其他未销售产品都按实际成本结转下年，当年不计算收入。

九、加强财会工作的领导
（三十四）水产养殖场要加强对财会工作的领导，要象抓生产一样，抓好财务工作。企业的一、二把手要亲自抓经营管理和经济核算，及时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水产养殖场应根据工作需要，按照“精兵简政”原则，设置财会机构，生产队要配备专职或兼职财会人员，以保证财会工作顺利进行。财会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确实需要调动时，应当按照《会计人员职权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各级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对水产养殖场的财会工作进行指导，帮助企业总结交流经验，培训财会人员，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支持他们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工作作出显著成绩的财会人员，要给予表扬奖励，其中成绩突出或工作中有重要贡献的，可授予先
进工作者或模范会计的荣誉称号。
（三十五）水产养殖场的财会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到又红又专。财会人员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应当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坚持原则，遵
守制度，不徇私情，敢于同一切违反财政纪律，破坏国家计划，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并及时向上级领导报告。

十、附 则
（三十六）本规定适用于以水产养殖生产为主的国营水产养殖场。自一九八0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水产部门、财政部门可根据本规定精神，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补充规定或实施细则，并抄报国家水产总局、财政部和中国农业银行备案。



197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