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受贿罪视域下的版面费行为——兼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之回应

刘长秋 程杰


摘 要：站在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为法律所保护而被犯罪所侵害的利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一种复合型的法益，它包含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和这些主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这些主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以法益论为分析的视角，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构成单位受贿罪，认为版面费行为未侵害单位受贿罪法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刑法谦抑的品性并不排斥刑法对版面费行为的介入，而立足于犯罪应防论的立场上，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发生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版面费；单位受贿罪；法益；刑法介入


　　学术期刊办刊收费，通常又被称为版面费行为，是伴随着我国学术产业化的风潮而于近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界逐渐刮起的一股学术歪风。步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对学术发展的日渐重视以及我国科学研究地位的相应提高，我国学术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开始从事办刊收费的非法活动。为此，本文第一作者先后撰文十余篇，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并首先公开提出了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 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 对此，学术界有学者表示了赞同，并对此观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证。[ 参见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新华文摘》2007年第14期。] 但也有学者则对此表示了异议，[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并以《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以下简称《版文》）为题进行了不乏细致的论证。《版文》以法益论为视角，认为版面费行为并没有侵害到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因而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在版面费的歪风越刮越甚，已经生长为一个“学术毒瘤”，但却少有学者对此真正予以关注的情势下，《版文》作为一篇商榷之作，能对笔者提出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进行质疑，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吸引部分学者及相应主管部门对该问题予以关注和重视，从而有助于我国版面费的治理及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而且，《版文》选择以法益论为视角来分析版面费行为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罪的问题，在研究思路上也不乏创新。然而，通读《版文》之后，我们认为，《版文》关于版面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论证不仅十分牵强，而且漏洞百出。为此，本文将从分析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为突破口，就《版文》中的观点逐一进行回应；并拟以此文为契机，对刑法介入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进行浅析，以在求教于方家的同时，促使学界进一步关注版面费问题。

一、法益论下的单位受贿罪

　　法益理论是源于德国的一种探讨犯罪本质的理论。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法益就是合法的利益。[ [德]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立足于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利益之中必须由刑罚保护的（即得到所谓法的要保护性认可的) 存在”；[ [日]?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换言之，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 [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法益论是立足于评价结果的无价值来评价行为违法性的一种重要理论。以法益论为分析的基点，评价一个行为是否违法并进而构成犯罪的前提性条件，是看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律所保护的某一特定的法益。如果相应的法益没有受到侵害或者威胁，则客观上就不存在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从法益的角度来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进而构成犯罪，较之我国刑法理论通过“社会危害性”来评价的模式，具有相对比较直观并且可操作性的优点。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评价具体行为而确定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侵害或者威胁了什么法益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多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法益理论一直存在着形式化有余而实质内涵不足的根本缺陷, 以至在其发祥地德国也长期争议不止。”[ [德]冈特· 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 库伦著：《刑法总论—犯罪论》，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5页。] 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就是其中一例。
　　单位受贿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明文确立的、以单位这一特殊主体为犯罪主体的一种贿赂型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7条之规定，所谓单位受贿罪，就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情节严重的行为。”[ 金瑞锋、周杰：《论单位受贿罪》，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5期。] 作为一项为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所明文确立的一项新罪名，单位受贿罪在我国一直广受关注，在不少论著中都被加以重点研究。在法益论被引入我国刑法理论界之前，国内有关单位受贿罪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分析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主的，并侧重于对该罪客体亦即该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探讨。而法益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引入则使得相关探讨的侧重点由该罪的客体逐渐转向该罪所保护法益。由于单位受贿罪本身的复杂性，在有关该罪所保护的法益上，学者们存在很大争议。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或职能活动。[ 李明：《论单位受贿罪》，载《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 这是我国刑法学界以前的通说，但这一观点的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即所谓的“正常管理活动”范围较大，不易界定，在实务中不具有操作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或者说是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 周力、秦四锋：《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认定与处罚》，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5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2页。] 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内涵，但又都失之偏颇。实际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作为法定机关或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一种职务便利行为，所保护的应当是一个复合型的法益，在这一法益中，既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也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还包括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或者说相应的经济权益。而《版文》有关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显然也是从分析版面费行为对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来进行的。

二、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的回应

　　《版文》认为，单位受贿罪的法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即这些单位正常情况下遵照国家法律和各类规章履行自身职能之一切活动；其二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亦即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赖感；其三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这类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侵害到上述三个方面的法益。[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但笔者以为，《版文》的分析牵强之至，漏洞百出，而以《版文》的分析思路来加以论证，则我们恰恰能够得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法益的结论。具体来说：
　　首先，我们认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之一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版文》认为，版面费并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因为“对绝大多数学术刊物而言，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了一定费用就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因为学术期刊都建立了较严格的评审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便作者交费也必须要使自己的文章符合刊物的发表要求才行。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明显不同”（以下引文除非特别注明，均引自《版文》）。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并无二致。在单位受贿罪中，单位之所以能够“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于根据单位正常管理活动程序，[ 这里的正常管理活动程序只能是合法的管理活动程序，而不是非法的管理活动程序。] 对方无法从中获益，只得求助于暗地里的行贿行为来加以解决。而版面费的收取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受制于学术期刊的评审体制而并非所有文章只要交费就能发表的情况，但相比于学术论文正常的发表程序而言，版面费的存在为达不到相应发表要求的文章开了“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 [ 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完全达不到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到了发表，其二是达到了普通学术论文的发表要求但却达不到一定级别的刊物（如所谓的“核心”刊物、CSSCI刊物、省级刊物、国家级刊物等）特别规定的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以在在相应的刊物上发表。] 而且版面费作为办刊单位“索取、非法收受”的作者钱财，本身就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是为我国现行立法明文禁止收取的费用；[ 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该规定是学术期刊办刊收费违法性所在的明文法律依据。值得指出的是，《版文》认为上述规不宜被认定为版面费侵害相关单位正常活动的法律依据，因为该条例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在这里，我们承认并欣赏《版文》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与曲解力，但却不认同其说法。事实上，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禁止性规定并未区分大众化营利性的出版物与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换言之，《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是指所有图书、期刊、报纸的书号、刊号或版号、版面费，而绝非如《版文》所指出的“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否则，《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完全可以规定为“大众化营利性出版物的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所以，所谓《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之说法，纯粹就是《版文》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是对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曲解。] 换言之，办刊单位收取版面费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既然收取版面费是一种违法行为，则《版文》所谓的“版面费行为只不过是一种相关单位秉公办理的正常管理活动”一说就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以此为基点，版面费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 非此，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也不会明文禁止版面费。] 侵害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
　　其次，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另一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版文》指出，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该文认为，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体包括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两个方面。因此，《版文》相应地从两个方面对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首先，版面费行为并未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为“职务行为的可收买性往往是指他人在正常情况下很难获得某种利益，而相关部门和人员趁机索取、非法收受当事人的财物，并滥用职权来对其大开方便之门。”“而版面费行为在逻辑上就不大可能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因为绝大多数实施版面费行为的学术刊物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一定费用就可以发表作者的投稿，而是依然要通过较严格的评审机制的评审。所以，“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对于经费紧张的学术刊物，为了能够生存延续下去，特将部分出版、印刷成本及编辑、专家审稿等费用转移到作者身上。”但事实上，版面费作为学术刊物为发表作者文章而向其索取的现金费用，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刊物职权的不可收买性。因为在目前我国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下，论文的发表与否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作者的社会地位（在学界的影响、能否顺利获得学位或评上职称等）以及物质利益（科研奖励或获得学位、评上职称后可能得到的各种物质性收入等），而学术刊物与要求发表论文者之间僧多粥少的现实使得很多作者通过正常的稿件评价机制无法获得（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限内无法获得）论文发表机会，以致很难得到相关的利益。学术刊物恰恰是看到这一点才打起了办刊收费的如意算盘，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因此，版面费行为的实质是学术刊物对其职务行为的出卖，而非办刊费用的转移。[ 假如我们认同《版文》所说的“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这样一种说法，则我们必然也将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单位受贿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办公费用或生活成本的适当转移。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其次，文章认为，“版面费行为也未侵害到普通人对相关单位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但实际上，版面费行为不但严重侵害到了普通人对学术刊物乃至其编辑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就连作为非普通人的学术刊物编辑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也一并侵害了。从国内近年来有关版面费的争论来看，除了少数收费刊物的编辑们以及极个别不明事理或别有用心的学者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式的为版面费进行辩护之外，[ 所谓不明事理主要是指某些学者在谈及版面费时一味强调西方国家也有收取版面费的先例，而丝毫不考虑我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外不同的学术期刊运做机制；所谓别有用心则是指在目前国内学界对版面费一片喊打，而收费刊物又急需要有人（尤其是非编辑身份）的人站出来为版面费“喊冤”，以便更好地为其收费行为辩护，因而特别“优待”含有支持版面费观点的文章的情势下，个别学者为了发表文章的便利而投收费刊物之所好，违心地发表一些支持版面费的文章。] 绝大多数学者都对版面费行为给予了严厉批判，很多学术刊物和报纸的编辑甚至也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做法忧虑重重，认为该举亵渎了学术的尊严，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 参见金霄：《一个编辑眼里的版面费问题》，载《光明日报》2005年2月3日；田国磊：《学术期刊不能借版面费敛财》，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2日。] 这实际上足以表明，版面费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到了人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
　　再次，版面费也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依法享有并领受稿酬是我国1999年发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中明文赋予作者的一项基本经济权利，也是学术期刊在看法作者文章时依法应尽的一项基本义务。在学术期刊正常履行其职务亦即登文付酬的情况下，学术期刊显然不会侵害到任何人（尤其是作者）的经济权益。但版面费行为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使得学术期刊与作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颠倒，作者不但无法再实现其稿费权，反而因此支付给学术期刊发表费。这显然侵害了作者的经济利益。《版文》认为，“版面费缴纳并非一个作者受强迫要挟的过程，作者不缴纳费用也不一定会导致其学术成果得不到发表。”因为“在学术界, 除了有很多因经费困难等原因不得不收取版面费的刊物外, 免收版面费甚至向作者支付较高报酬自身经费充足的刊物亦比比皆是。……所以，作者完全有能力选择那些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经济权益的学术刊物。这和受贿罪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受贿罪中，行贿人除了向拥有职权者行贿外，借助正当渠道获得自己所需利益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这样一来，版面费行为就谈不上对各类经济权益的侵害。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版面费缴纳实际上就是一个要挟作者的过程，因为假如作者不缴纳版面费，则该学术期刊就不会发表其学术成果；在这里，收费刊物实际上是以拒绝发表作者的学术成果相要挟要求作者缴纳版面费的。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很多无需缴纳版面费也可以发表其成果的学术期刊，但作者既然“自愿”缴纳版面费，则说明其除了缴纳版面费之外，已别无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或者能够通过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同时也都是“经济人”，亦即“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人”。作为“经济人”，作者是有其自身利益权衡的，在能够以较小成本甚至无成本而取得收益的情况下，作为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他，不可能会放弃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不缴纳版面费甚至还有稿费）的方式来实现其收益（发表文章），而选择以付出较大成本的方式（即缴纳版面费）来实现其这一收益。以此来加以分析，版面费绝对不是所谓学术期刊与作者相互之间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与受贿行为一样，是一个要挟与被要挟的过程。版面费行为实际上严重侵害了作者的经济权益。不仅如此，版面费行为还构成了对除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的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在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下，作者通过缴纳版面费发表的文章可以为其带来包括职称、学位、科研奖励等在内的很多现实利益，而在学术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这对于那些只能通过正常途径发表文章才能获得以上利益以及因为不愿缴纳版面费而未能发表文章以致得不到以上利益的人来说，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就此而言，版面费实际上已经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版文》在论证“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这一观点时，对国外一些做法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即便在贪污贿赂立法极其完备、人们私权保护意识普遍高涨的美国，版面费行为也是学术界常见现象。……这至少说明了，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轻率的、不堪一驳的结论。理由在于，犯罪作为国家和社会对相关反社会行为的一种评价，是受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伦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而这一点决定了对任何反社会行为之犯罪性的考察都必须立足于该行为所处的特定国家或地区以及该行为所处的特定时代。[ 例如，在2001年荷兰通过安乐死的法案之前，医生为他人执行安乐死的行为在荷兰是被作为犯罪来处理的，而在此之后则合法化；而同样的行为在我国就构成犯罪——无论是在2001年之前还是此之后。 ] 否则，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版文》就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实际上，国内刊物与国外刊物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学术刊物都属于“公办刊物”，是由国家主管并由国家出资兴办的；而很多国外刊物却只是“私办刊物”，其资金来源完全是社会化的出资甚至是私人出资。这一点注定了同样是即便同样是作为卖版收费的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所应当获得的社会评价与其在英美等国家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必然是存在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版面费行为在国外未被视作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并不意味着其在我国也应当未被视为对相关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中国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伦理道德体系与法律规定，在这种背景下，要正确判断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是否已构成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只能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来加以分析，而不能缘木求鱼，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政体及伦理法律文化等均存在较大差异的西方国家去寻找所谓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或许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很多学者在分析我国学术期刊是否应当收取版面费时经常以其他国家的某些刊物也收取版面费来作为论据，其实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 《版文》以 “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这样一个结论为基点来推论（在我国）“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显然过于轻率，在论证上是站不脚的！

三、余论：刑法介入规范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分析

　　就其品性而言，刑法应当是谦抑的。而所谓的刑法谦抑，就是指“立法者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但很显然，刑法谦抑只意味着刑法对相关的反社会行为应当宽容而绝不意味着对那些犯罪行为的纵容，刑法谦抑并不排斥刑事立法者及时将那些已经侵害了特定法益而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反社会行为入罪化。相反，在某种反社会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某种特定法益而其对社会的危害也已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外时，刑法不但应当介入对该种反社会行为的规范，而且应当尽早介入对这种行为的规范。这是防范乃至避免各种反社会行为对社会造成过分危害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我们之所以主张刑法介入对这类行为的规范，对其追究单位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其原因在于“这种做法对学术期刊本身而言，是自毁名誉、败坏学风，走了一条腐败堕落的道路；对学术界而言，是一种滋长权、钱、学交易之风，玷污学术殿堂，危害学者人格，影响我国术的健康发展。”[ 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客观上也侵害到了单位受贿罪的法益，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受到刑罚打击的行为。
　　此外，从犯罪应防的角度来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也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的内在需要。犯罪应防理论认为，犯罪防范与应对是由从内到外的四个层面组成的：第一个层面是道德应防层面，即通过道德手段对犯罪加以防范和惩治，这是应对与防范犯罪最里面的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和行政应防层面，即依靠经济与行政手段应防犯罪；第三个层面是一般法律应防层面，由一般的部门法等要素组成；最后一个层面才是刑法应防层面，即通过刑罚的强力威慑来防范和惩治犯罪。[ 刘长秋著：《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从上述四个层面的关系来看，刑法是应对和防范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说，刑法只有在包括伦理道德手段、一般法律手段等在内的其他手段的运用都无法防范和应对犯罪的发生时才可以介入对相关行为的规范。而在版面费的问题上，我国早在2000年12月就已经专门出台了《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新出图〔2000〕1699号），并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向作者（单位或个人）收费约稿；不得要求作者个人出钱资助出书，不得要求供稿单位或作者个人包销图书，不得以图书抵充稿费，不得收取‘认刊费’或要求作者购买与‘认刊费’同等价值的图书。”而为了进一步防止学术期刊从事办刊收费的行为，我国2002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也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换言之，版面费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部因出卖或出租其刊物版面为作者刊发学术性论文或文章而向作者收取的费用，是依法为我国《出版管理条例》所明文禁止和打击的。这就是说，对于版面费行为，我国已经在过去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加以防范的基础上，逐步动用行政手段（新出图〔2000〕1699号的出台显然就是我国运用行政手段应对版面费的显影）与一般法律（即《出版管理条例》）。但结果如何呢？版面费行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于近年来呈现出了一股越发蔓延的态势。这实际上已经从某个侧面向我们表明，对于规范版面费这种行为而言，仅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行政手段和一般法律手段已经远无法奏效。在这种情势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的规范，并利用刑罚的威力来打击版面费行为，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版面费乃至整个学术腐败的一剂不可或缺的“猛药”。而从版面费行为的特征以及我国刑法关于单位受贿罪主客观要件的规定来看，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实际上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对这类行为，应当定以单位受贿罪。[ 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或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诚然，版面费的产生及其日益蔓延，与我国现行的、极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着一定的关系。现行科研评价体制中存在许多诸如要求以在相应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作为硕士生或博士生获取学位论文的前提或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的条件等不合理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存在为版面费的出现提供了市场，并刺激了版面费的蔓延。[ 我们认为，现行科研评价体制是引生版面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有如何之不合理，它都不足以成为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理由。] 就此而言，对版面费乃至我国整个学术腐败的治理，离不开我国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刑法作为治理版面费乃至学术腐败的对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很显然，在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其他更优方案来替代刑罚方案或其他方案都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刑罚方案实际上也就是最佳方案！

本文为笔者“反版面费系列文章之十二”，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2期。


刘长秋 程杰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吉林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制订的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及脱钩改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0〕107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吉林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制订的《吉林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及脱钩改制工作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年九月十五日\

吉林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
社会中介机构及脱钩改制工作方案

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
(2000年9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国办发〔1999〕92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51号)精神,结合我省情况,特制订全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及脱钩改制工作方案。

一、清理整顿的目标和范围

(一)清理整顿的目标。

规范经济鉴证类中介市场的资格认定;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介行业管理体制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自律性运行机制,依据市场规则进行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依法规范理顺政府部门和行业管理组织对中介机构的监督、指导和管理;促进中介机构独立、客观、公正地执业,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平等竞争的中介组织。

(二)清理整顿的范围。

清理整顿工作的范围是:与市场经济运行和市场经济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对维护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的,依靠专业知识和技能向社会提供专业服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社会中介机构。即所有挂靠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以下简称“挂靠单位”)的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和相关的行业管理组织。其中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包括以财务会计相关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行业;以房地产、工程技术相关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行业和依法律相关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所属的中介机构。如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造价工程师、价格鉴证师、乡镇企业资产评估师、农村集体资产评估机构,律师、公证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专利代理、商标代理、版权代理、社会法律咨询服务以及从事上述行业业务的其他称谓的专业服务组织。行业管理组织是指上述相关的行业管理协会、公会、管理中心等组织。

对上述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清理整顿和脱钩改制工作,采取上下结合的方式一并进行,一步到位,一次完成。

二、清理整顿的内容和期限

(一)　清查登记。由省政府各有关部门向所属中介机构发出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及行业管理组织情况调查表,具体填报所属中介机构的名称、执业范围、从业人员数量、执业资格名称、取得程序、考试科目、机构组织形式、设立时间、法律依据、执业规范以及管理机关和行业组织的有关情况等内容。由行业主管部门汇总后,在9月20日前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省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对地方性的中介资格设立情况进行清理,凡地方设立的涉及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和市场准入,一律予以取消。

(二)　分类处理。在清查登记的基础上,按照国办发〔1999〕92号文件要求,先由主管部门审核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再进行分类处理。分类处理的基本原则是:凡职能重叠、业务交叉的中介机构予以合并归类,凡设置不合理、管理混乱的中介机构予以撤销;凡依法设立、定位准确、管理体系健全,运作规范的中介机构及其管理组织予以保留。

(三)归类合并、统一管理。要按照国务院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实行“归类合并、统一管理”的要求,根据国家三行业合并的模式,进行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评估师协会、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三行业”合并,做到一个协会、一套班子、一套机构,三种资格并存,实行三个行业统一管理。其他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的归类合并或规范管理工作,要按照国务院清理整顿领导小组的决定进行。

三、脱钩改制的内容和期限

(一)脱钩改制的范围。包括全省所有挂靠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含挂靠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或其他机构、组织)的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其中:已实现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脱钩改制;未实现自收自支,仍依靠财政补贴的国资律师事务所暂不进行脱钩改制。已按有关规定完成脱钩改制或无挂靠单位的中介机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规范。

(二)脱钩的内容。挂靠单位必须与中介机构在人员、财务(包括资金、实物、财产权利等)、业务、名称等方面彻底脱钩。

1.人员脱钩。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由挂靠单位的行政或事业编制人员变为社会专业服务行业从业者,其人事档案转由所在地县以上(含县)政府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或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有关机构管理。

2.财务脱钩。挂靠单位不再是中介机构的投资者,不再享有所有者权益,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中介机构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

3.业务脱钩。中介机构不再是挂靠单位的所属机构,与挂靠单位不再有隶属关系,不再承担属于挂靠单位的任何行政职能。政府部门不得为中介机构招揽、指定业务或干预中介机构执业。

4.名称脱钩。中介机构与挂靠单位脱钩后,其名称不得冠有挂靠单位的名称字样或痕迹,未经批准不得冠有“吉林省”等字样,也不得仅以行政区域或地名、资格或职能作为其名称。

(三)改制的组织形式。中介机构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组织形式,由具有专业执业资格的人员出资发起设立。具体组织形式为:

1.合伙制。由2名以上具有专业执业资格的人员合伙发起设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伙人按照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对中介机构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有限责任制。由5名以上具有专业执业资格的人员共同出资发起设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法律责任,中介机构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四)脱钩改制的实施。

1.中介机构的脱钩工作由挂靠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挂靠单位应与中介机构就脱钩工作进行协商,明确脱钩进度,达成脱钩协议,提出脱钩方案。在脱钩过程中,挂靠单位与所属中介机构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协商确定中介机构人员安置方案,妥善安置其人员。脱钩方案及脱钩协议应报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2.挂靠单位应负责组织搞好对其所属中介机构的资产清查、财务审计、产权界定和资产处置等项工作。进行资产清查和财务审计的截止日期应作为产权界定和资产处置的基准日。挂靠单位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资产清查,财务审计,出具审计报告。要通过资产清查、财务审计,查清中介机构全部资产状况,清理债权债务,处理财务收支中违法违规的问题。要注意防止借改制之机,弄虚作假,搞虚盈实亏或隐瞒转移财产、收入,变相私分。对历年遗留的应收应付、长期投资、盘盈、盘亏、毁损资产等待处理事项,应认真清理核实,经有关部门批准后,纳入财务审计程序处理,不得遗留挂帐。

挂靠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时,中介机构要提供真实、合法的会计资料和会计报表;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要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原则,对出具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挂靠单位的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财政部门)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负责中介机构的产权界定,认定国有资产,出具有关报告。

4.上述步骤完成后,中介机构凭有效文件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关的各项终止手续。

5.中介机构的改制工作,由中介机构按照国家和本方案的规定进行。全省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结合本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政策,如对改制后中介机构应具备的法定条件、注册资本、首席发起人(法定代表人)、发起人(合伙人)、出资人的条件及其产生的程序,改制方案的内容、中介机构改制应报送的材料等,做出明确规定,积极引导,组织实施。

6.中介机构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改制方案,民主协商改制形式,产生首席发起人、发起人(合伙人)、出资人,制定的章程和出资人协议、合伙人协议,须经出资人大会讨论通过,并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

7.中介机构确定了改制方案,并完成了各项相关工作后,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提交改制报告,经审查批准后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重新设立手续。行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中介机构的文件等相关材料应抄送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1份。

(五)脱钩改制期限。中介机构的脱钩工作和改制工作应同步进行。全省所有中介机构应于2000年10月31日前完成脱钩改制,并由其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将行业的脱钩改制情况报省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未完成脱钩改制工作的中介机构,一律停止执业或注销其执业资格。

(六)脱钩改制工作中相关问题的处理。

1.产权界定和资产处置:中介机构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和资产处置,应坚持“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在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应适当考虑专业人员智力劳动积累形成的资产因素。

对中介机构的国有资产以及挂靠单位过去无偿提供给中介机构使用的国有资产,经挂靠单位与中介机构协商,可以由挂靠单位一次性收回,也可视情况全部或部分以租用或长期借款等形式租借给改制后的中介机构。其中,办公用房等不动产的租金应参照当地同类不动产平均租金水平确定;借款利息应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具体由挂靠单位和中介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资产处置方案,并签订有关的资产处置协议。

2.人员安置:中介机构脱钩改制基准日前,凡是挂靠单位编制内人员安排到中介机构工作的(包括在中介机构已办理离退休手续人员),在脱钩改制中,可根据本人意愿和挂靠单位的具体情况,由挂靠单位妥善解决;因挂靠单位机构改革等原因无法安置造成人员下岗的,中介机构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并根据实际情况支付相应的安置费用。中介机构自行录用(含以挂靠单位名义调入)的人员,一律由中介机构按人事、劳动部门的规定处理;凡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应予补办。

中介机构在脱钩改制中,同等条件下要优先安排使用原有在编人员;不能安排使用的,要妥善做好安置工作。安置费用和各项社会保障统筹费用原则上从中介机构的资产中解决,不足部分由中介机构与挂靠单位协商解决。

挂靠单位和中介机构确无能力支付下岗人员安置费用和各项社会保障统筹费用的,各有关部门应按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妥善解决好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再就业问题。

(七)脱钩改制中有关工作要求。

1.按照国家规定要求,凡已经纳入脱钩改制范围,尚未开展行业脱钩改制工作的,除未实现自收自支,仍依靠财政补贴的国资律师事务所暂不进行脱钩改制,以及经国务院领导小组确认不列为中介行业的不实行脱钩改制以外,其余均必须严格按要求进行脱钩改制。全省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所属行业的实际情况,做好宣传动员,依照国办发〔2000〕51号文件精神和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具体实施办法执行。

2.已经按有关规定完成脱钩改制或正在进行脱钩改制以及没有挂靠单位的中介机构,都要按国办发〔2000〕51号文件精神进行规范。同时,对照国办发〔2000〕51号文件精神,对存在的原则性政策差异或相抵触的,应提出规范办法并立即予以纠正。

3.各行业的脱钩改制工作,由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统一领导并组织实施。即原则上由全国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负责实施,行业规模较小的,也可由全国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同时,全省各中介行业的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要将所属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的完成情况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和省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制定全省中介机构脱钩改制操作程序的规范性意见,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及监督、检查脱钩改制的进度及政策执行情况,汇总全省中介机构脱钩改制情况,报国务院清理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规范管理

在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的同时,要不断完善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的法规建设,明确不同中介行业的政府监督或指导部门;统一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组织形式;依法设立执业资格,实行资格考试制度,明确执业机构和人员的法律责任;依法确定政府监督或指导部门、行业管理组织的管理权限和运作模式。

五、组织领导

(一)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工作方案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确保按时完成清理整顿工作。

(二)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挂靠单位对收回的国有资产,应严格登记制度和财务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要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挂靠单位要积极引导和推动这项改革工作,确保队伍不散,服务不断,秩序不乱。

(四)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对脱钩改制中介机构的各项申报材料要认真审核,及时审批。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密切配合。

(五)改制期间,暂停审批设立新的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管理组织。严禁其他单位、组织或个人通过改制收购或变相收购现有的中介机构。

六、成立办事机构

为加强领导,便于协调,经省政府同意,已成立吉林省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在省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省财政厅、体改办、计委、经贸委、监察厅、司法厅、民政厅、国土资源厅、建设厅、工商局、省政府法制局、国税局、地税局、物价局等部门组成,省政府副秘书长程文贵任组长,省财政厅厅长矫正中、省政府体改办副主任李长太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推动清理整顿和脱钩改制,及对行业协会的合并和归类工作进行领导和监督,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协调处理和解决清理整顿及改制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办公室由省财政厅、省政府体改办、省政府法制局、省注协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内设工作组和顾问咨询组。工作组负责落实和处理日常工作,按照领导小组的部署,清理设立的地方性的中介资格,监督检查脱钩改制进度和政策执行情况,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同时搞好调查研究,起草有关规范性意见、方案,提出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各行业主管部门应确定1名专职联络员,负责与办公室联系。顾问咨询组由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行业执业界的专业人士和法律界人士组成,实行专题会议制度,根据不同阶段的相关问题,向领导小组提供专业和法律等方面的咨询,及对政策意向和建议提出意见。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后勤保障工作由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在省注协办公楼内设专门的办公场所,其经费由省财政厅给予适当资助,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