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东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东府〔2008〕83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东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东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我市住房供应体系，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及其他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申请购买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本市户籍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第三条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的，不得再享受廉租住房保障政策。

第四条 市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局）负责本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管理工作。

市监察、财政、国土、公安、民政、规划、物价、建设、劳动、计生、税务、社保、城管、统计、发展和改革、城建、住房公积金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助做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工作。

各镇（街）、有关单位应负责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家庭资格的初审工作，负责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情况的信息调查工作，建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信息档案，根据需求情况编制辖区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和年度解困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购买和管理等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建设及优惠政策



第六条 国土部门应根据住房建设规划，在土地供应中予以优先安排，并在申报用地指标时单独列出，加快办理用地手续。

第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可由政府投资建设或收购空置商品房，也可在房地产项目中配建。

市财政投资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市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原市属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中符合条件的家庭；各镇（街）投资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家庭，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具体办法由市财政局另行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套型面积一般控制在60平方米，特殊情况可根据实际适当调整。

通过收购等方式筹集的经济适用住房，应当坚持小型、适用、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原则。

第九条 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应依法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单位，任何中标单位不得转包。

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向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出具《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承担保修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

第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市物价局会同市房管局按照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拟定销售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应当实行明码标价，单套售价应当计算楼层、朝向等差价，销售价格不得高于销售基准价格及上浮幅度,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十一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政府负担。

第十二条 申请人符合《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银发〔1998〕190号）规定的，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应当出具准购证。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可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和优先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可采取一次性付款、商业贷款、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或组合贷款等方式付款。



第三章 申请条件及程序



第十三条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以家庭为单位，申请家庭应当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申请人与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关系。

年满35周岁的未婚人员、离异或丧偶不带子女的人员也可视作一户申请家庭。

第十四条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及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应具有本市户籍，且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市户籍时间满3年；

（二）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三年在本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线2.5倍数之下；

（三）家庭人均资产在本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线年标准20倍数之下；

（四）无自有住房，或者现住房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

（五）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在申请之日前5年内没有购买或出售过房产。

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超生人员，在有关单位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满14周年，并落实结扎措施后方可申请。

对本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条件实行动态管理，由市房管局会同市财政局、民政局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住房价格水平进行测算和调整，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五条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丧偶或离异的提供相关证明）和户籍所在地镇（街）计生办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

（二）现住房情况证明，包括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村（居）委会或工作单位出具的住房情况证明；

（三）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的近三年年度收入情况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家庭资产情况登记表及相关证明材料；

（五）因就学、服兵役迁出本市户籍的，提供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证明；

（六）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前款规定的各类证明材料，应当提交经申请人签字确认的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

第十六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只能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已购买房改房、集资房、落实侨房政策安置房或已享受其他购房优惠政策，原则上不能再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租住公房或廉租住房的申请家庭，购买并入住经济适用住房后，应当在3个月内退回原租住的公房或廉租住房；逾期不退的，按原价退回所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

第十七条 申请家庭在家庭收入、住房或资产情况等方面发生变化的，应如实向房管部门报告，房管部门会同公安、民政、税务等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村(居)委会对其申报情况进行复核；房管、公安、民政、税务等部门也可对申请家庭的收入、住房和资产等情况进行检查，对经检查核实，不符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家庭，取消购房资格。

第十八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申请人凭户口簿、身份证向户籍所在地房管所领取并如实填写《东莞市经济适用住房购买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提交申请表和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材料。

（二）受理：房管所收到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并出具收件回执；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的全部材料。

（三）初审和公示：房管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户口、收入、资产、住房和计划生育等情况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后，由村(居)委会将申请家庭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实际居住地村(居)委会应配合调查、核实，实际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应当同时组织公示。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房管所提出，房管所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重新调查核实。异议成立的，不予批准，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异议不成立或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房管所将申请材料和审核意见报送市房管局。

（四）复核、批准和公示：市房管局自收到初审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已复核符合申购资格的名单在东莞公众网和《东莞日报》上公示10个工作日。任何组织或个人对公示的情况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书面向房管局提出，房管局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重新调查核实。异议成立的，退回申请材料并向申请人说明原因，异议不成立或公示无异议的，市房管局应当批准申请家庭取得购房资格并统一在《东莞日报》上公告，同时向申请家庭发放有效期为3年的准购证。

（五）公开摇号：公告完毕，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选房顺序。公开摇号必须在市监察部门、公证部门及入围申请人代表监督下进行。

（六）轮候与配售：申请人按照选房顺序轮候，市房管局根据房源情况，按照选房顺序向申请人发出配售通知。

（七）选房：申请人凭配售通知选择购房或继续轮候。选择购房的，申请人可挑选住房2次。申请人选定住房后，应当即时签署《选房确认书》，并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申请人拒绝选房的，或经两次选择不能选定住房的，或已签署《选房确认书》但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购房合同的，视同放弃本次购买资格；放弃购买资格的，两年后方可重新申请购房。



第四章 产权管理、回购及退出



第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实行属地管理。已购买和入住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可根据户籍管理相关规定办理入户当地手续。

第二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房地权证中应当注明划拨土地，经济适用住房只能自住，不得出租、出借以及从事居住以外的任何活动。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购房人因特殊情况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由政府按照原价格并参考使用年限和成新折旧进行回购或安排取得经济适用住房购房资格的家庭购买。回购后的经济适用住房性质不变，仍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第二十一条 购得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的，因继承或离婚析产等原因需要转移房屋产权的，拟接受住房的家庭或个人应当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购买条件，经市房管局核准后，允许办理继承、离婚析产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后，原经济适用住房性质不变。

第二十二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购房人可转让经济适用住房，但应按照届时同地段同类型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70%向市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政府可优先回购；购房人也可以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因继承或离婚析产等原因需要转移房屋产权的，拟接受住房的家庭或个人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购买条件的，经市房管局核准后，允许办理继承、离婚析产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后，原经济适用住房性质不变；不符合申请购买条件的，应按前款规定补交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取得完全产权后再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三条 购得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又购买其他住房的，所购经济适用住房由政府回购，回购价格按原购房价格每年扣减1%计算，回购后原经济适用住房性质不变。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房管局应当定期或不定期会同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及其家庭的住房情况和经济适用住房的使用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第二十五条 对购房人弄虚作假骗购经济适用住房的；购房后将经济适用住房出租、出借、无正当理由连续空置6个月以上的，或隐瞒发生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继续享受条件情形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收回所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依法注销其房屋产权登记；如该经济适用住房是购房家庭成员唯一的自有产权住房的，由购房人按同一地段同一类型商品房市场价补足购房款；

（二）依购房合同约定，要求其退回利用经济适用住房所取得收益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三）不再接受其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

（四）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出具虚假证明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8年8月1日起试行，有效期至2011年7月31日。










MBO遭遇“险恶”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3年10期


记得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想不到春天里也有狼……”对于当前正春光灿烂的国企MBO改革来说，也同样适用这句话。我们既要看到MBO的灿烂春光，也要看到春天里隐藏的狼，更重要的是知道狼有几只、长什么样、藏在何处；然后，我们还要练一套“降狼十八掌”的功夫，去驱狼、打狼。否则，就会象祥林嫂一样，“结果，我的儿子被狼吃掉了……”
国企改革：两权分离已成秋风落叶，MBO正春光灿烂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企业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因此，两权分离在中国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不可避免地成了秋风中的落叶。于是，MBO就取代了两权分离的地位，成为新一轮春光灿烂的主角。
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不可不妨：MBO的春天里也有狼
MBO虽能治疗国企之病，但另一方面，它也能葬送国企之命。我们在鼓吹MBO春光灿烂的同时，必须看到春天里也有狼——
狼之一：“不当的MBO”可能动摇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反而不利于实现“后发优势”。
有目共睹的例子是俄罗斯，通过MBO，俄罗斯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企，只卖了72亿美元。与英国国企MBO不同，英国由于立法健全、政府奉公、民众监督到位、尊重市场规律，其国企MBO的结果很健康，顺利达到了预期目标。但俄罗斯由于不具备英国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其国企MBO的结果是权力腐败，是“官僚瓜分国企大蛋糕”。剧变之后，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结果出现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结果，它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控制能力严重降低，从而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
这还直接导致了严重的“资本原罪现象”。那些当初靠“非正常MBO”获取巨额财富的人及其后代，出于对政局动荡以及资本“原罪”的忧虑，想方设法进行资本外逃。俄罗斯每年外流的资本为150亿到200亿美元，还伴随有大量的人才流失海外，俄已成为人才流失和资本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局面令俄罗斯政府头痛不已，陷入两难困境：如果严格追究资本“原罪”，势必造成更不稳定的形势，导致资本进一步外逃；然而如果置之不顾，国家的公信力和民主形象又何以维护？这种“不成功的转轨”使俄罗斯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使它从一个超级强国沦落到目前的状况。
目前，我国在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等条件上比俄罗斯强一些，但不可否认，离撒切尔夫人当政时的英国仍有一段差距。所以，在现阶段如果操作不当，我国国企MBO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健康达成美好初衷。象今天的俄罗斯那样，连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都动摇了，还何谈通过MBO来实现“后发优势”？
狼之二：发达国家的MBO是“易筋经”，中国的MBO可能变成了“葵花宝典”，助长内部人的不当控制和套利。
MBO在西方只是一种资本运作的工具和杠杆，除了国企MBO之外，大多数MBO并不负有政治意义和功能。由于MBO必须使用被收购企业的现金（通过资产抵押或发行债券融来的现金等）来支付部分收购资金，所以收购方除管理层外其余的股东必须是关联交易人，否则其他股东将因此而受到损失。因此，当企业进行MBO时，其他股东必然要求获得同等待遇或卖出股票，其最终结果就往往是：当MBO彻底完成后，企业就变成了由管理层持大股，这样，如果企业原来是上市企业，就会由于股权的内部集中而变成“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封闭式企业”，从而必须下市；如果企业原来是股权比较分散的非上市企业，就会变成一个“两权合一的封闭式企业”。可见，典型的西方MBO是“易筋经”，使企业改头换面。它强调的是MBO所带来的利益与风险同步向管理层转移。
而中国国企MBO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运作工具，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承载载体。管理层在通过MBO获得控股权、并享受所得利益的同时，却将债务与风险向上市企业转移，实际上，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侵占其他股东的应得利益。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管理层得到巨额好处却不承担同步的相应风险。管理层在MBO中利用了中国股市目前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同时并存。由于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差，MBO就可以通过收购非流通股达到一定比例（一般来说，不超过30%），从而获得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又由于我国《上市企业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收购人持有目标企业30%的股份之后，如果继续增持才必须采取要约方式，这样一来，管理层就可以通过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而不是全面要约收购）来实现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正因为以上“猫腻”，我国国企的MBO案例中，还没有一家是通过收购在外的流通股来进行的，还没有一家上市企业因为实施了MBO而下市，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通过MBO下市。如此，中国国企的MBO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丧失了西方MBO的功能，套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葵花宝典”，把MBO的本来面目给“宫”掉了。
狼之三：财务操作令人触目惊心，ST、PT的“死亡游戏”时有发生，实质上无异于“洗钱”。
在实施MBO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较低的收购价格，管理层常常所谓的“财务操作”来进行隐藏或转移利润，先恶意扩大上市企业的帐面亏损，甚至玩起了“死亡游戏”，使上市企业被ST、PT。这样，管理层就能堂而皇之地以极低的价格进行MBO。之后，再通过一番“财务操作”来使隐藏的利润合法地出现，从而获得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能“证明”MBO的确有效，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幅度提高企业业绩和盈利能力，以示管理层的“杰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已经是黄袍加身的“合法地持有股权的老板”，同时又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当然能最充分地享受企业盈利所带来的巨大利益。
这样，MBO就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企内部人的“大洗钱运动”，其妙处不言自明：在没有MBO的情况下，国企内部人从企业里捞取的大量灰色收入怎么都逃脱不了贪污腐败的嫌疑，刑法上的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足以使这些人站在被告席上。但现在有了MBO，他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巨额财富来源于MBO的合法途径。
狼之四：在相关法规没有完善之前，MBO无异于 “监守自盗”，是一场“没有管理的管理层收购”。
我国大多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还有另外一个结构性缺陷：将原国有企业的核心部分包装上市，称为“上市企业”，同时把非核心资产留下来，叫“存续企业”；这个“存续企业”代表国家控股上市企业，它的负责人同时担任上市企业的董事长。由于“存续企业”与上市企业这种特殊的关系，不仅会产生大量的关联交易，也会使MBO的过程变得“不可向外人道也”。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之前，很多情况下，上市企业MBO不仅是自卖自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批准自己收购，是一场经济学上所说的“监守自盗，看守者交易”。
许多理想化西式的经济学家质疑中国国企进行“民有化改造”时，为什么不选择向“社会上的外部民间资本所有者”进行公开竞标？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在研究了中国国情后，指出：目前庞大的国企从整体上来看，是个养满了“休克鱼”的大鱼塘，大家都知道不能再维持这个休克状态，必须把这个鱼塘向外界开放，引入新的水源、空气和养料，才能把休克鱼救活。各种利益阶层和集团所争夺的焦点在于：谁来染指这个肥差？谁来捕鱼？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当然是按照“三公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向“社会上的外部民间资本所有者”进行公开竞标为好，它能使国家所有权卖出一个好价钱，解决目前我国日益扩大的公共财政所急需的资金缺口。但问题在于，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并不能达到经济学上的理想状态，这受到若干现实因素的制约。在这些制约因素中，除了目前的中国民间资本尚不够强大外，其问题还在于中国目前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的来源，他们并不象西方那样由“经理人市场”选拔而来，主要还是由行政任命，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这不可避免地使国企MBO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资本的盛宴，是一场“没有管理的管理者收购”。
狼之五：MBO为未来的股份全流通铺设了新的障碍，进一步演变成圈钱的工具。
我国上市企业大部分都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控股股东（几乎百分百是非流通股股东）以土地、设备、存货等非货币方式出资，在估价过程中往往做了手脚，以便占据更多的股份。而实际上的货币资金大部分来源于中小股东的投资，这样，控股股东就会不惜造假来“圈中小股东的钱”。即便最后东窗事发，控股股东的损失也不大，因为它本来就没投入太多真金进去。据不完全测算，控股股东花3千万元包装出一个上市企业，最后能“圈到”1-5亿甚至更多的货币资金！
对流通股股东的另一层“榨油”还在于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这一结构性缺陷，使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演变成圈钱的工具。中国股市要想健康发展下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个缺陷。但是，练了“葵花宝典”之后的、变了味的国企MBO却使这种结构性缺陷又不得不延续下去。这会为未来的上市企业股份全流通铺设新的障碍，内部人除了掌握着原来已经在握的“经营控制权”外，还进一步掌握了新的权利——“股份控制权”。这样，由于经过MBO改革之后的上市企业并没有象西方那样完成“下市”，仍然留在股市上，就会助长内部人通过不正当的股权操作之技巧而向流通股股东圈钱。
狼之六：管理层不再把企业当作“生产部门”而是“资本运作单元”，这使MBO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其逻辑理性。
在论证MBO的合理性时，大都是从管理层角度来看待MBO的激励作用以及代理人成本降低问题。但这有个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假设”，即：管理层把企业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部门来进行产业经营，而不是把企业视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单元进行资本运作，也就是说，管理层必须没有任何资本投机的动机与意识。此外，它还要求管理层不会产生道德风险，能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当然，还需要有关的外部配套措施，主要是良好的法律环境、有效的监管体系。
很不幸的是，以上这些前提不再充分满足。从国际大环境上看，由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大大推动了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与发展，从而使企业的“资本运作属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应地，“生产经营属性”不再如以前强烈。在所谓的资本市场上，很多情况下，企业不再是“企业家和工人的天下”，甚至也不是“投资人的天下”，而成了“资本空手道者的天下”。尤其是MBO、垃圾债券、杠杆并购等金融工具的产生，更进一步使“空手套白狼”式的所谓资本运作成为可能和经常，为业界津津乐道的许多“资本运作成功者”都是靠此暴发的。在这种情形中，企业的潜在价值在投机欲望的推动下，很容易被泡沫化并无限膨胀，股价与真实业绩之间失去了必然的联系。
管理层通过MBO得到企业的股权之后，实际上并不一定把企业作为自己的“长期事业”来尽心尽力经营，而往往把它当成“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通过“企业包装”和“财务操作”，以更高的价格把股权转手卖出去。为了在转手的过程中得到更高的价格，就会诱发管理层更严重的短期行为，为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埋下更多的“地雷”。据《财富》调查结果披露：近3年由于“资本投机”的膨胀，在“外部投资人”损失了大量投资的同时，美国1035家企业的“内部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却通过提前抛售套现他们的股票获得了660亿美元的巨额收入。
我国目前虽尚未达到西方的程度，但也已经走过了萌芽状态，正“茁壮成长”。对此，我们不能不在进行国企的MBO改革之前三思而后行。
MBO“降狼十八掌”
通过考察国外的经验，我们发现：包括MBO在内的杠杆收购曾客观上为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曾将激励体制与金融技术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然而MBO的这种激励作用以及代理成本的降低，却只是一种“可能的”而非必然的效应。因而，MBO只能是作为一种工具，众所周知，工具本身只有使用上的优劣之别，而无属性上的好坏之分，关键是使用它的人与社会赋予其什么样的角色与内涵。为了既得到MBO所带来的“灿烂春光”，同时又尽量避免“春天有狼”，我们进行国企MBO改革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练就一套“降狼十八掌”的功夫。
1、严格规定MBO的融资100%用于购买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不得用于其它用途，尤其不得用于经营者私人享受或其它投资。实践中往往发生经营者借MBO之名、借贷用于私人用途之事件，这是严重悖离MBO初衷的。
2、要求经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非MBO资金，才能收购本企业股份或分支机构。因为，如果这些资金全部是用本企业资金作抵押借贷来的，经营者实际上没出资金，他们感受不到明显的、直接的“血肉相连之感”，当然就难以产生强烈的“与企业休戚与共之心”，这同样达不到科斯定理所揭示的“外部性内部化”，无法真正调动其“关心自己财产”的积极性。至于自有资金的比例为多少，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3、现阶段的MBO处于改革试点期，为了免蹈俄罗斯的覆辙，不宜一下子彻底通过MBO来达到国企“完全私有化”，而应限制MBO的规模及进度，以部分的、适度的“虚拟私有化”为宜。对于中国国情来说，激进式的MBO改革只会致命而不能治病，其后果看一看今天的俄罗斯便知。
4、在偿还MBO的借贷资金时，一定要坚持先后顺序：经营者是第一债务人，企业是第二债务人，只在第一债务人确实无力还债时才由企业承担责任。我国要逐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注：我国目前只有法人破产制度），只有在经营者个人宣告破产之后，仍不足以偿还时，才由企业承担偿债义务。这样才能“逼着”经营者不敢利用MBO之机来侵吞国有资产，不敢恶意把企业作为自己逃债的挡箭牌。
5、在MBO的同时，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虽然不可能普遍征得每个流通股股东的同意，但至少必须把有关信息向他们真实地、及时地披露，严禁内幕操作。而且，经营者购买本企业股份时的价格不得低于当时本企业的每股净资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