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全“诚信”…谈法院保全工作的瓶颈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唐毅军


法院的保全工作，原来只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辅助性的环节，现在已经被意识到是及其重要的一环。通过对财产的保全查封，使判决后胜诉一方有申请执行的依仗，减少法院判决书变成空头支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证据的保全，使得裁判多少有了一些客观依据，增加了主观裁量的准确性。那么这与“诚信”有何关系，“诚信”能够保全吗？或者说“诚信”有必要进行保全吗？笔者参与法院保全工作有几年了，得出一个结论是，所有保全案件其实质都是保全“诚信”，“诚信”之保全是目前最重大的难题。
诚信，本属于道德的范畴，是近年来社会一大热门话题。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社会生活中，失信现象如瘟疫一般肆意横掠，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帐假签证假评估报告；从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到一些官员言行不一政绩掺水；从“三角债”越滚越多，到很多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宰投资者的肥羊；从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等等。人们痛苦地发现，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充满了种种“阴谋”，而因此对社会充满“整体诚信危机感”。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大至三峡工程的招标投标施工，小至去士多店买瓶酱油，其实均以“诚信”为基础。只要是涉及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事，总会出现诚信问题，反面来说总会有骗人和被骗的可能性。法院的诉讼保全，其实就是丧失“诚信”而矛盾激化的产物。如果任由“整体诚信危机感”发展下去，也许真有那么一天会弄得什么事都得去保全，签合同先找法院保全一下，借款也找法院保全一下，甚至烟瘾发作想去买包烟，也得想一想是不是找法院保全一下，免得买到假烟抽出问题，幸好这仅是一个荒谬想法。
即使将法院保全的范围稍为扩大，比如说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引入法院保全这一程序，也必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对。因为这违反了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成本加效率原则。事先进行保全也许增加了保险，但交易成本却极度上升，而效率却无限地下降，这样的经济活动有何必要继续下去呢？社会经济活动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弃诚信而行为，必然不能长久。而且，我们回过头想一下，其实法院的保全这种较为保险的行为方式，也是离不开“诚信”的。
在现今的财产保全查封与证据保全查封，其主要方式不外于登记、公告、贴封条、扣押，再以拍照、复制、制作笔录等作为辅助性手段。其中扣押这种方式在保全工作中很少运用，这是由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质（保障性、预防性）所决定的，仅在证据保全中，对于一些易于灭失、变造的物品（如帐册、产品样品）等，适用扣押方式进行保全。绝大多数的保全查封，按照最高法院有关查封有效方式的规定，分情况采取公告、封条、登记等方式，财物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被保全人的手中。法院是基于“被保全人不敢欺瞒法院、不会擅自转移财产、不会伪造或毁灭证据”这样一种“诚信”，而把保全的财物仍由被保全人控制。另外，对于一些特殊财物如银行帐号、房屋土地、车辆、股权商标专利等进行保全，需要协助单位如银行、房产国土部门、车管所等协助办理查封，这种方式也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法院相信协助部门“会认真按照法律文书的要求办理查封手续，不会弄虚作假”。上述公告、封条或者协助查封文书实际仅是一种形式，一层“薄膜”，如果当事者不顾“诚信”这一基础，那么捅破这层“薄膜”是并不困难的事。
法院不可能派员24小时盯着被查封物，也不可能把其他单位的活揽给自己做，那些抛弃“诚信”的当事者便是利用这一漏洞，进行违法活动的。笔者经历过不少这类案件，查封某酒厂酒窑，酒厂负责人指使工人凿穿墙壁插水管偷酒；因专利案件查封某家具厂的家具样品，该厂人员则另作一套进行调包；还有银行故意拖延通风报讯帮助被保全人转移存款的，近期就有广州某银行行长指使职员，采取托延、造假的手段，在我院人员眼皮底下故意转走应办理冻结手续的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的单位利用“转制”，另立一套招牌，转移大量资产，而致使原债主讨债无门。上述这类情况多不累数，相信经历过的朋友是很有同感的。
《白毛女》里的佃户杨白劳欠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抵债，逼得杨白劳喝卤自杀。旧社会欠债不还的经常被债主逼上绝路。时至今日却颠倒过来，欠债的比债主还有理，欠债的成了爷，能把债主逼上绝路。在一个深受儒家诚信文化影响的国家，为何讲诚信的斗不过不讲诚信的？关键是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对“诚信”的法律保障制度，“诚信”仍然局限在道德范围内，而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是说“诚信”没有保全好。这么说可能有点玄，我们具体联系上述的保全案例，身为一个银行行长，不可能不知道欺骗法院、转移存款的严重后果，直至被送进看守所他仍然是不后悔。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利”字，他事先已经权衡了利弊。欺骗法院、转移存款最严重是被拘留，这是肯定意识到的，但如果不这样做，也许就会丢了工作，权衡之下于是作出了选择。从这一案例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法律对于抛弃“诚信”之行为的惩罚远远不足够、不对称呢？
新加坡的鞭刑是很有名的，仅仅因为随地乱吐口香糖，便会给施以鞭刑，因为过于严酷而常常被批评，但事实是不可忽视的是：新加坡的城市卫生状况非常好。对于不道德的行为给以足够的惩戒，才是对道德最好的“保全”。中国现有的法律对违反“诚信”的惩罚，可以这么打比方，就是赖债一千只罚一百，赖债仍然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赖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就不以为怪了。
法院保全工作中对于“诚信”的保全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由于现有法律的桎梏，对“诚信”的保全措施与违反“诚信”所得的“利”是如此不平衡、不对称，其力度远远不足以平息某些人心里希望抛弃“诚信”的欲火。法院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国家机关，对于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义不容辞，而应当有所作为。关键之一，首先应调整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
如何理解“法律执行中的道德标准”？通俗地讲，就是对有道德的人采取宽容、灵活的执行措施，对没有道德的人采取强硬、严谨的执行措施。儒家文化的诚信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至于我国现行的法律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都是“君子法”----即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意思。这种诚信标准在传统经济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人们均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有什么欺诈作假，很容易会四邻皆知，为人测目，再难抬头。但是在现今这个光陆离奇、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面前，“君子法”就不堪一击。一个人失信了，一张飞机票几个小时就可以天涯海角下落不明了。所以笔者认为针对于小人调整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是很有必要的。具体地讲，就是降低目前法律的道德标准，把预防工作做得更严更细，把保全“诚信”的措施设计得更为有效一些。
如何把保全“诚信”的措施设计得更为有效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王众孚在2003年11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的讲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2003年以来，全国工商系统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重点，在全面、准确掌握企业信用状况的基础上，建立实施了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体系。未来不久，各类企业将根据其信用情况，被分为绿牌、蓝牌、黄牌、黑牌四类，分别代表守信企业、警示企业、失信企业和严重失信企业。工商部门将对绿牌企业予以重点扶持，给予年检免审等优惠待遇；对蓝牌企业实行警示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予以提示；对黄牌企业进行重点监管，实施案后回查、办理登记和年检时重点审查，向社会公开其违法记录；对黑牌企业发布吊销公告及发布违法记录，对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参照工商管理这一按照对象诚信标准所采取的分类方法，法院保全工作同样可以将保全对象分为一、二、三类，对于第一类诚信良好、没有不良记录的，采取最为宽容、灵活的保全措施，查封手段以登记为准，尽可能不影响其正常的经营生活，使其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对于第二类诚信记录一般的保全对象，查封可以采取登记、公告等相结合的方式，并采用一些监控措施，约束其自主权；对于第三类失信记录多、诚信标准低的保全对象，查封应当以封死或扣押为主，尽可能地压缩其自主权。以上设想，是根据不同的“诚信”对象，采取相应的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为的是产生足够的法律力度，预防失信行为。这样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质是相一致的。
上述的一、二、三类如何区分，这要谈到关键之二，保全“诚信”首先要保全信息。“诚信”与信息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诚信”只能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信息基础之上，没有信息化就不可能有很高的信用水平。近年失信现象如此泛滥，信息缺失、信息被隐瞒是很重要的原因。法院系统通过审理案件，其实拥有一套大容量而且高度权威的信息库，但现在这套信息库没有一个真正管理的制度，仅仅起到考古作用（记录历史）。其他国家机关、较低级别的国家部门，比如公安、税务、工商等，都有自身的一套管理、运用信息库的有效制度，而且都是信息的权威。那么法院为何不能运用自己的信息库、不能树立自己的信息权威呢？信息能有效地保全了，那么不管是保全对象的诚信等级分类，还是其他财产经营信息，均可准确地掌握。
保全“诚信”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工作观念---如何调整法律执行的道德标准，一个是工作方法---如何掌握、利用信息，这两点也就是本文想说明的法院保全工作最大的难题和瓶颈。本文观点仅是笔者一个粗糙的想法，如有不屑之处请勿见怪。


　　近年来，随着民事案件中涉及鉴定程序的案件日益增多，鉴定意见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案件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争议往往成为案件审理的焦点。在以往司法实践中鉴定人有时难以出庭作证，影响了鉴定意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缺乏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必要约束，甚至存在随意鉴定、重复鉴定现象，影响了司法的效率 。

　　虽然新民诉法已经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了相关规定，但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率仍然普遍较低，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大多仅能对书面的鉴定结论发表意见，而无法通过提问鉴定人等方式进一步质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极大地制约了庭审功能的发挥，成为影响案件质量和制约司法公正的一大瓶颈。

　　一、司法鉴定案件及鉴定人出庭现状

　　近年来，司法鉴定案件逐年快速增加，而鉴定人出庭现状却不容乐观。据统计，淮安市两级法院2008年以来司法鉴定案件逐年持续增长（见图一）：2008年191件，2009年287件，2010年277件，2011年290件，2012年294件；2009—2012年司法鉴定案件年增长率分别为50.26%、3.5%、4.7%、1.4%。而鉴定人出庭案件均为0件。由此可以看出，鉴定人出庭率低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二、鉴定人不出庭的成因及弊端

　　造成鉴定人出庭率普遍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和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立法方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鉴定费及鉴定人出庭有关费用观念认识不统一。当事人认为，收取了鉴定费，鉴定人就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询的义务，不应再收取鉴定人出庭相关费用，故对鉴定人出庭及收取费用持消极态度。而法官们对此认识和处理也不一致：有的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将鉴定费作为诉讼费用进行表述和处理；有的法官将之作为诉讼请求进行表述和处理；有的法官认为鉴定人出庭的误工费等费用无论申请鉴定的当事人胜诉与否，都要由其承担，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该费用不予表述；有的法官则认为鉴定人出庭的误工费等费用由申请鉴定的当事人先垫付，在裁判时将此费用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按照由败诉方负担的原则进行处理，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等。这种观念认识上的不一致和处理上的不规范，造成当事人对鉴定人出庭及收取该费用的做法的不理解和不配合。

　　（二）鉴定人出庭误工费等费用收取标准不规范。《关于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司法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作证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贴，不属于司法鉴定收费范围，由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后交付司法鉴定机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1条第1款也规定，该项费用由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但是，事实上没有“国家规定标准”，这已经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实践中，多是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当事人自己与鉴定人协商确定有关费用，鉴定人一般要求高额的交通费、误工补贴等出庭费用，动辄上千元，当事人聘不起这样的“高价”专家证人。个别当事人在鉴定人出庭后甚至拒付其出庭有关费用。

　　（三）鉴定人不愿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限于鉴定人职业性质的不同，鉴定人与委托法院距离的远近，涉及鉴定案件情况的复杂，当事人因争议较大、分歧严重而情绪激烈，以及出庭过程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实践中，鉴定人往往因工作繁忙、人身安全、畏惧庭审等原因而不愿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

　　（四）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法仅原则性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但缺乏保障和约束条款；二是立法未明确规定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致使该义务形同虚设。法院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鉴定人无强制手段，从而使拒不出庭的鉴定人无所畏惧；三是立法上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的制度不完善。

　　由于对鉴定费和鉴定人出庭有关费用的认识不统一，影响了此类案件对该费用的正确处理，造成同案不同判，致使一些当事人因有关费用未得到正确处理而不服法院判决，进而引发涉诉信访。鉴定人要求过高的出庭误工费等费用，使当事人为此付出高额代价，但大多数当事人因不知此权利或无力承担该费用而未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加之鉴定人不愿出庭和法院无强制措施，造成鉴定人出庭率极低。然而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对于法庭有效质证、理性采信鉴定结论，进而正确裁判案件具有重要作用。鉴定人不出庭不能消除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异议，造成法院采信困难，甚至进行重新鉴定，增加了当事人诉累和经济负担。鉴定人出庭率极低致使一些本来可以查清的事实无法查清，一些本来可以发现的错误鉴定未被发现，导致错案发生，最终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三、 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

　　解决鉴定人出庭率低的问题，既需要法院、司法行政部门、鉴定机构、鉴定人、案件当事人等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从立法上对现行制度规定进行完善。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鉴定费用和鉴定人出庭有关费用的性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所以鉴定费不属于诉讼费，而属于一种服务性收费，而且当事人不能向法院交纳，法院也不能代收代付，应当是当事人直接向鉴定机构交纳。所以在裁判文书中表述鉴定费时应作为一项诉讼请求来表达，而不能与诉讼费、案件受理费等一起表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第11条规定，该费用由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第29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关于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鉴定人出庭的有关费用由人民法院代为收取后交付司法鉴定机构。笔者认为，鉴定人出庭所产生的费用是诉讼费用，应当由法院根据有关标准代收，在庭审后一定时间内交给司法鉴定机构，由鉴定机构出具发票，使鉴定人出庭的合理费用得到落实。最后，按照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原则，在裁判文书中将鉴定人出庭所产生的费用与其它诉讼费用一并作出处理。

　　（二）规范鉴定人出庭误工补贴等费用的补偿标准。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补贴等费用没有“国家规定标准”，实践中，当事人为了确保鉴定人出庭而支付高额费用，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协商，本着既确保鉴定人出庭的合理费用得到有效补偿、调动其出庭积极性，又切实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鉴定人每人次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的参照标准，再由人民法院结合出庭时间长短、路途远近等情况具体确定有关费用数额，同时，每隔一年或两年重新确定一次参照标准。

　　（三）尽快完善现行立法。（1）明确规定鉴定人违反出庭作证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首先，立法应当明确庭审程序中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其次，明确案件当事人负有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再次，增加规定应当出庭的鉴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最后，细化鉴定人可以不出庭和应当出庭的情形及鉴定人可申请不出庭的正当理由。明确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鉴定人，人民法院可以向其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建议，由其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将处理结果函复人民法院。以此来强化鉴定人的出庭义务，消除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情形。（2）完善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制度。首先，进一步明确对鉴定人人身安全予以保护的主体机关、保护措施以及明确对保护不力的惩戒等内容，确保为实现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提供法律支持。其次，专门构建重大案件中关键证人的保护制度，其中包括保护主体、保护对象、保护措施以及对保护不力的惩戒。再次，确立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规定补偿的范围、补偿的标准以及补偿的主体。最后，完善庭审质证程序。为保障鉴定人的人身安全，可设立灵活的质证程序，保障鉴定人顺利接受质证。

　　（四）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管理监督。（1）从注重准入管理转变为注重执业监管，从加强鉴定机构内部管理、鉴定过程监督、鉴定人出庭、鉴定人违法违规公示制度等方面入手，强化各环节的监督；（2）建立司法鉴定人诚信档案，并且在网络等媒体上公示，通过市场选择机制、引导机制来促进司法鉴定的健康发展；（3）定期向人民法院了解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采信情况、出庭情况等，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3条的规定，将之作为处罚、淘汰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重要依据。

　　四、新民诉法关于鉴定人出庭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然而，笔者发现该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扔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当事人滥用申请鉴定人出庭的权利，人为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浪费诉讼资源，降低司法效力或者当事人对权利行使不规范，导致诉讼周期的人为延长等。如在者审理的部分交通事故案件中，当事人仅是口头提出“鉴定有问题，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未说明具体的理由，导致审判人员难以做出决定。具体如下：

　　（一）未确定鉴定人出庭的前提条件。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此条件规定的过于宽泛，由于异议范围没有明确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就产生了难题，是否只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就应该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二）未明确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时间界限。法律对当事人于何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没有规定，这意味着当事人可能在案件审理的任何一个阶段提出申请，放任这种情形，可能导致诉讼程序的混乱，并可能存在当事人随意申请，以人为方式延长诉讼过程的问题。

　　（三）未明确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新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给出了相关规定，而对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问题并未明确。因此，一种观点认为，鉴定人和证人属于不同性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问题因法律并未将其与证人统一规定，因此其费用承担问题必然与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承担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已然包含在鉴定费当中。

　　（四）未明确出庭的鉴定人员范围。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一般要求鉴定人均为两人以上，因此当事人在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时，如果未明确要求哪一个鉴定人出庭作证，法院应该通知全部鉴定人还是其中之一即可？如果当事人在申请时指明了要求哪一鉴定人出庭作证，是否必须是该鉴定人出庭。

　　在司法实践中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问题还应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确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有效范围及方式。为避免当事人滥用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建议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有效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并建立严格的异议申请审查程序。结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如果是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为异议有效：1、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3、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人民法院在送达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时将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并送达给当事人，并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间和要求进行告知，告知当事人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意见，同时明确告知当事人滥用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权利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