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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刑罚执行中假释制度及完善

江苏省高淳监狱 江苏南京 210000 徐亚洲


【内容摘要】：假释制度是监狱文明标志性制度之一，但由于假释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假释作用的发挥。所以从立法改革、设立假释委员会、加大社区矫正力度、建立再犯预测机制、考察期的完善、采取听证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 假释、假释委员会、再犯预测、考察期、听证制度
假释制度从19世纪诞生于欧洲以来，由于符合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定，是刑罚科学化、文明化的产物和表现，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非凡的价值，所以迅速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受到普遍的重视。在调控刑罚执行和罪犯改造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假释制度的诸多不合理因素，不仅阻遏了司法机关对假释的正常改造作用，也影响了假释功能的发挥，影响了司法进程。本文拟部分对假释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我国假释制度的性质
（一）假释制度的涵义
所谓假释，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其服够一定的刑期之后，确有悔改表现而不致再危害社会，附条件的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⑴。
所谓假释，是指对罪犯附条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及其行刑司法活动,即对于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经过法定期限的服刑改造后，因确有悔改表现，可能不致再危害社会，监狱将其附条件地提前释放的刑罚执行制度及其行刑司法活动⑵。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一定时间后，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在危害社会，司法机关可以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惩治与教育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⑶。
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⑷。
我们认为：假释（parole）简言之就是假的释放，就是国家司法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予以附条件提前释放，使犯罪分子在监督之下执行完剩余刑期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二）我国假释制度的性质
假释是“今以求达自由刑矫治受刑人的积极性的刑罚效果，则附条件释放实为有效的处遇手段。它乃自由刑之行刑制度上符合自由刑目的的一种做法，因此假释本质上可视为一种行刑措施，也即是为达自由刑目的而为的权益措施” ⑸。
在我国，假释制度的性质也是各种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假释是行刑中的一项奖励制度。也有人提出假释权利说即把假释看作犯人的一种权利。⑹ 其实笔者认为假释原来被看作一种奖励措施，随着人权的逐步完善，逐渐的有人又把假释看作一种权利。假释实际上是犯人的一项权利，只不过是一项特殊的权利，附条件的权利，这种权利只有通过犯人的争取申请可得的。这样有利于假释的实践操作和刑法目的的实现。
二、我国假释的使用情况及原因
（一）目前我国假释的适用情况
1、我国假释的适用率偏低并有逐年减少之势头
下面是我国假释使用情况，1996年，全国假释的罪犯有36552人，假释率为2.58%；1997年，假释41993人，假释率为2.90%，1998年假释29541人，假释率为2.06%，1999年，假释30075人，假释率为2.11%，2000年，假释23550人，假释率为1.63%。⑺假释数量各地不平衡，辽宁假释率很低，1996年为0.67%；1997年为0.8%；1998年为0.6%；1999年上半年为0.8%。⑻根据亚太矫正管理者大会（the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f Correctional Administrators）提供的有关资料，可以了解2000年中期亚太国家和地区假释犯的人数和假释率，如下表所示。
2000年中期亚太国家和地区假释犯的人数和假释率⑼
国家和地区 人数 假释率 国家和地区 人数 假释率
澳大利亚 7611 39.7 日本 6317 5.0
加拿大 9925 32.7 基里巴斯 4 5.1
中国 30075 2.3 韩国 12407 26.3
库克群岛 1 6.7 新西兰 1502 39.4
斐济 27 3.5 斯里兰卡 123 0.6
香港 2744 40.4 泰国 23348 37.9
印度尼西亚 3966 1.9
通过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假释适用情况，适用率极低，并且另有逐年减少之势头，这有悖于世界的刑罚发展趋势。还有我国假释使用地方不平衡，这造成罪犯不公的局面，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刑罚的统一、顺利实现目的。
2、对假释犯的考察监督不力，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
我国刑法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但是公安机关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负责此项工作。然而由于社会的发展、治安环境的变化，地方公安机关的任务异常繁重，根本无暇顾及假释的监督执行。即便偶有监督，其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使假释监而不管，部分假释分子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他们又重新犯罪，影响假释的下一步实施。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假释的正常执行，使假释行同虚设。
(二)我国假释适用现状的原因
1、立法规定的不合理
首先，刑法所规定的假释条件有的过于严格、过于原则，实践中不易掌握和操作，有的不尽科学和合理，影响假释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刑罚执行的预期目的。我国刑法中规定，有期徒刑罪犯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无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执行10年以上，为使用假释的前提条件，这就未免有些过严。有些罪犯不需要服这么长的刑期就可以达到适用条件，而规定偏偏不允许假释这对罪犯的改造有着不利影响。其次，“假释后不致在危害社会”这么规定，语言上是非常圆满的，但是实际操作中显得太原则、抽象，往往无法掌握和操作。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么规定不科学，不合理。因为这些犯罪人不乏激情犯、义愤犯，初犯，未成年犯，他们中有的人也是能改造好的。
2、适用程序的不合理
我国法律规定假释案件的审理、裁决权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行使，这不利于及时、有效的运用假释手段，且既不科学又使假释流于形式。这是传统的刑法学理论作用的结果，这样，行刑权和量刑权是分离的，这样实际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表现最了解的行刑机关在是否根据犯罪人的表现而变动，调整原判刑罚方面，没有决定权。⑽审判机关仅仅根据行刑机关的书面材料而缺乏根据的裁定是否变动，这样的裁定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又增加了审判机关的工作量。其次，《刑法》规定的假释执行机权又公安机关行使，是违背了刑事司法体系，公安机关是求刑机关，由求刑机关去行刑势必会有些人为的想法融入。这样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从而使假释的使用率偏低。如火如荼的社区矫正给予这种情况以很大的弥补和救济。
3、现行法律思想和社会治安形势，犯罪人复归的局势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种种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假释的建议机关——监狱机关担心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可能又犯罪，进而“反证”了假释建议意见的错误，为避免担负责任，不原适用假释，而多以减刑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假释的决定机关——人民法院，基于同样的考虑，顾虑也较多，因而从严控制假释的适用，而亦以裁定减刑取而代之，从而出现假释使用率低的现象。再者，有些法院在批准罪犯假释时，要征求被假释者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的意见，并要求其家属在申请书中签署“同意假释，假释后负责监控”的意见，管片民警签字，居委会还要出具证明等。⑾这样严重制约着假释的适用发展，导致我国假释使用率极低的局面。
三、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
（一）法律修改
首先，放宽实际执行的期限。《刑法》第81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的1/2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的条件过严，期限过长。建议放宽使用假释犯罪分子的实际执行期限。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的1/3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其次，《刑法》第81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中的一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不得假释。根据这一规定行为人触犯这5种罪中的两种以上罪，但均不能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使数罪并罚决定执行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仍可以对犯罪人假释。如行为人抢劫被判7年，强奸被判8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仍可以假释。这么一来，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值得推敲。所以我们认为我国的假释制度应该对任何达到假释条件的罪犯，但有些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人应该限制使用。建议修改《刑法》第81条第二款为：“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其中一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中数罪因数罪并罚而决定执行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均应限制假释。”
（二）设立假释委员会，畅通假释适用渠道；取消比例，扩大假释适用率
1．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假释程序，分为启动、决定、执行、回复（假释的撤消）四个过程。⑿这四个过程涉及监狱、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还有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因为部门越多中间的环节就越多，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因为各自都有大量的任务，如公安机关负担着大量的行政治安任务，根本无暇顾及假释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假释的实质是法律规定的对某些刑罚的变通执行方式，并不涉及对于原判刑事判决的更改，即无干预审判权事宜，属于行刑的手段，刑事执行的一种制度。⒀笔者认为假释是对某些刑罚的变通执行，假释的使用仅仅是相应执行机关的分内工作。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在我国应该设立假释委员会由司法行政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人大代表，律师，检察机关，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志愿者等相关人员组成，行使假释权，畅通假释适用的渠道。
2．取消假释比例，扩大假释适用率。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后，绝大多数省高级人民法院都具体规定一般假释人数不得超过押犯总数的2%~3%，这严重制约着假释的适用，行刑社会化的进程。所以应该取消认为规定的假释比例，使符合条件都可以被裁定假释，进而扩大假释适用率，顺应刑罚发展趋势，使我国的法制进一步走向完善。
（三）加大社区矫正力度，解决假释的监督执行问题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具体的就是这5种罪犯的刑罚执行有了专门的执行机关，专门的工作人员，监督管理制度，使这些罪犯的执行正常化、合理化、合法化。随着社区矫正的试用、开展和深入，使假释的问题在相应方面给予了到为的弥补和救济。社区矫正的实行，使假释犯的社会化进程又加快了速度，使罪犯回归社会铺平了道路。
（四）建立假释再犯预测机制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我国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01年4月，荷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那么，在中国，安乐死为什么迟迟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为什么不能将安乐死合法化？

目前，在我们国家，安乐死没有合法化是立法者还有很多顾虑，主要考虑的是安乐死适用得当会真正给病人解除痛苦，应用不当却会给犯罪者故意杀人造成可乘之机。但是，笔者认为，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避免安乐死运用过程中的疏漏，使得安乐死真正成为为病人解除痛苦的法律武器。

第一，在执行安乐死的程序方面严格把关，避免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安乐死毕竟是对人生命权的剥夺，它不同于自杀，它是由除了自杀者之外的第三者实行的，因此运用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首先，实施安乐死的对象：法律应规定实行安乐死的人必须是身患重疾且异常痛苦并久治不愈者，这一点必须有两家以上的三甲医院的医生的诊断证明书和病例复印件，严格的规定是为了避免造假的可能性。其次，实施安乐死的程序性要求。病人必须本人亲自提出安乐死申请表并亲自签字，在表格中必须有法院的正式法官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和法院公章），必须有医院的主治医生（应和执行安乐死医生为同一人）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必须有医院的院长亲笔签字并盖章（个人印章和医院公章）。履行严格的书面程序也是为了杜绝造假从而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最后，可以由法官、医生、病人亲属、病人录制视频资料进行保存，可以作为证据由法院进行备案留存。录制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在程序的细节方面严格把关为安乐死更好的实施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从犯罪的三个特征方面看实施安乐死与犯罪的本质区别。犯罪是刑法规定的应当受到刑法惩罚的严重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三大特征。首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危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体现这些社会关系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征。而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安乐死是病人在自己没有能力自杀的情况下请求他人帮自己结束早已经痛苦不堪的生命，只是将自己濒危的必死的结局稍微提前而已，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时间的尊重，让患者在自己认为状态良好并比较体面的情况下死去，总比等到患者全身体无完肤丑态百现时仓促的死去好得多，而且在患者看来是对自己生命权的尊重，患者的亲人也不用再亲眼看着患者身受病痛的折磨而不能自拔，让患者静静的死去，对其亲人来说是一种解脱和安慰。因此，安乐死和犯罪有着本质区别，其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将昂贵的药物和大量的医生用在社会更需要的地方还能实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安乐死不具有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包括违反《刑法》的规定、单行刑事法规的规定和行政、经济法律中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款，以及违反总则性规范的规定和刑法分则性规范的规定，它是划分犯罪和一般的违法行为的基本界限。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那么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必然也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况且刑事违法性是犯罪嫌疑人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实施的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患者包括患者的亲属根本不具有罪过心理的可能性。再次，安乐死既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那么也就不具备应受惩罚性。从以上犯罪的三个特征来看，安乐死与犯罪有着本质区别，虽然安乐死的结果也是医生进行一定的操作使得患者死亡，但是它与故意杀人的死亡有着本质的区别，医生的初衷是好的，是帮助深受病患折磨的病人解除痛苦，从客观上来讲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行为的本质上来说又不具有遭到刑罚惩罚的刑事违法性，我们不能单看一个行为的结果的异同，而应该从行为的表面和本质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剖析。

第三，从民法的角度看待“安乐死”，关键在于是否承认公民有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如果承认生命权的支配性，就承认了公民有选择放弃自己生命的权利。但是生命利益的支配是有限制的，并不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对于安乐死，其有限的支配性就体现在要对其设定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只有完全符合安乐死的条件且遵循特定的程序，生命才能够放弃，生命利益才能够处分，生命权的支配性才能得以体现。因此，安乐死要得到承认并合法化，民法上对生命权支配性的肯定是其重要的前提之一。

第四，不允许“安乐死”合法化将与民法上人格权中的“健康权”及其他一些权利相悖。人格权中的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持健康利益的权利。健康权的内容是权利主体依法支配自身肌体的生理功能，不受他人非法妨碍。那么，久病卧床的患者怎么能保持自身身体机能正常并维护自身健康利益呢？对于这些病患根本谈不上健康权的实现，他们甚至连自身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不存在，在某些病患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其最不愿意让人看到的身体的隐私部位可能都不会被顾及，这作为还有着大脑运作尚在呼吸的活的生命体来说，无不是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可见，目前我国法律不允许安乐死的存在无不是对民法上人格权中某些具体人格权的侵犯。

因此，从以上四点来看，只要我们完善安乐死执行过程中的程序，那么，安乐死可以说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极大的残忍。更快更好的实施“安乐死”，是对患者人权的尊重，也是社会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参考文献：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分论》韩松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10月1日生效，2011年2月25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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